《巴西新民法典》翻译记

徐国栋

在 13 亿中国人中，我可能是与《巴西民法典》结缘最深的。 1994 年，我到罗马二大当访问学者， 就认识了巴西同学古斯塔沃并成为好朋友。 我们都是斯奇巴尼的学生，是老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古斯塔沃经常跟我谈起弗雷塔斯创立总则的功绩以及《巴西民法典》 ，并赠送我贝维拉瓜起草的这一法典。 当时我就产生了翻译这一法典的想法。在实施这一计划前， 我请古斯塔沃写一篇介绍《巴西民法典》的来龙去脉的文章， 我承诺翻译它并发表于中国。 古斯塔沃把这篇文章写到介绍和评价弗雷塔斯的《巴西民法典草案》 的部分就搁笔了，但它仍保留其价值， 在本文中得到不止一次的引用。 1997 年初，我回到中国， 古斯塔沃回到巴西。我们开始策划派一名中国青年学者到巴西翻译《 巴西民法典》，正犹如我派徐涤宇到哥伦比亚翻译《智利民法典》。 但由于古斯塔沃资历尚浅，资源动员力有限， 没有安排定接待方大学， 我方也因为经费有限承担被派出者费用呈现困难，这一计划流产。 但我并未放弃对巴西法的兴趣。 1998 年就通过中南政法学院国际 处接受了一名巴西女老师来武汉教我本人及一批学生葡萄牙语， 其中有为翻译《巴西民法典》和研究巴西法培养人材的意思。尔后， 我成了中国出版最多关于巴西的法律文献的法律人。 其中有我自己从葡萄牙语翻译的《新巴西民法典》 作者之一的阿尔维斯的《巴西合同制度中的客观诚信》， 贝特鲁奇写作、薛军翻译的《在传承与革新之间的巴西新民法典》、 古斯塔沃推荐的其学生写作、田甜翻译的《巴西新民法典第 421 条 与合同的社会功能原则的适用》。在做这些事的中间， 2001 年《 巴西新民法典》通过， 当时在罗马留学的薛军在第一时间通过电邮寄给我这一法典的电子版 。由于其新，由于我的巴西情结， 我开始研读这一法典并做一些笔记， 感到我计划的翻译对象要改为这一法典。为此， 我组织了一些研究它的文章并发表于中国。 2006 年秋到罗马出差 ，与阔别多年的古斯塔沃重逢， 他表示我们一定要一起做一件事并通过斯奇巴尼做， 于是我们决定翻译《巴西新民法典》。斯奇巴尼的参与有很多体现， 首先是为我提供了这一民法典的意大利文译本。 我回国后谋此事于诸弟子， 已在意大利留学一年的齐云自愿承担这一工作。 开头他从意大利语译，后来发现还是直接从葡萄牙语译好并如此行， 于 2008 年 4 月完成译稿，可以交付出版了。事实上，我们在 20 08 年 6 月就与中国法制出版社谈妥了出版这一译稿的计划。 但斯奇巴尼教授精益求精， 努力谋求安排一个巴西奖学金让齐云到那里完成校对（ 这是他的参与的第二个体现），这样，一方面可打磨出一部好译稿， 另一方面可培养出一位懂葡萄牙语和巴西法乃至于葡萄牙法的中国青 年学者，但巴西方面的奖学金之谋取始终存在克复不了的困难， 斯奇巴尼教授在 2008 年 6 月来厦大开会时， 决定采取折衷的解决： 安排一个意大利奖学金让齐云到罗马学习一年， 在那里与同学的巴西法学者完成校对。于是， 我们只好调整与法制社谈定的出版计划， 把交稿的时间定在齐云达到罗马的半年后。 齐云与其在罗马的巴西同学合作，于 2008 年 12 月 30 日完成了 工作。接下来是我的事情：通读一遍译稿并写一个序言。 它们终于在今天做完。屈指算来，本书的翻译计划从 1994 年到 2 009 年，持续了 15 年，涉及到中国、意大利、巴西三方， 卷入的译者有两位（ 那位本打算派往巴西的中南政法学院老师和齐云）、 涉及的翻译对象有两个（先打算译旧民法典，现在译的新民法典）、 消耗的精力金钱无数。盘点这些数字，不胜唏嘘， 但我们的心愿终于实现，可慰， 其效应是东半球的大国中国与西半球的最大国巴西通过斯奇巴尼的桥 梁在最重要的法律民法上的单向连通， 中国从而可以汲取巴西的法律智慧并为两国日益频繁的贸易提供法律 上的信息。可惜这种连通尚不是双向的， 我国尚无一部民法典供巴西学者翻译，我坚信，《巴西新民法典》 作为时代思潮的杰出代表能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提供启示。 一旦出台，当也有供巴西学者翻译成葡萄牙文的价值。

2009 年 3 月 25 日于胡里山炮台之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