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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PX 、中国的环境角色与世界政府
徐国栋
很简单，厦门 PX 事件的法律点是官员的政绩冲动与百姓的环境权之间的矛盾。在中国， GDP 的增长似乎是这种政绩的惟一考评指标。这种惟一性一体现为没有其他竞争性的指标，例如环保水平指标；二体现为它是一刀切的指标，一体地适用于厦门这样的花园城市和鞍山这样的钢铁工业城市，于是，在这种评价体制的驱策下，任何一个城市的当局者都要走不顾一切追求 GDP 之路，花园城市的最高当局也不例外。所以，从根本来看，厦门 PX 化工项目事件反映了我们的政绩评价指标存在问题。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打破这种评价体系，一是引入环保水平的竞争性指标，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换言之，你 GDP 弄得再高，但环境败坏了，照样不能晋级升职，甚至要被罢官。二是要允许根据地方的特殊情况调整评价指标，例如对花园城市就可鼓励专门搞旅游，为祖国和地球留一块净土。当然，从旅游业赚得的 GDP 当然不能同搞大型化工项目相比，所以，可以降低对厦门市的 GDP 增长速度要求。
厦门 PX 化工项目事件从属于福建省的开发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增长的整体目标。所谓“跨越式”增长，无非就是大跃进。在中国，由于惨痛的历史教训，大跃进已成为一个笑话，它造就了许多毫无用处的废铁渣疙瘩，因此，新的跃进欲望只能用“跨越式增长”的表达出现。然而，这种增长是否意味着台湾的低级产业移转到台湾人所说的“海峡对岸”？值得思量，我在台北感受到的良好的空气质量和在厦门感受到的日益恶化空气质量，两者应有关联。我主张不提跨越式增长这样的目标，以避免拔苗助长，主张考虑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渐进式增长。
官员要以政绩获得上级的青睐从而晋级升官，而黑色 GDP 的增长又会损害当地百姓的生命健康权或曰环境权，这两者间的矛盾如何解决？我认为实行地方全民公决是可能的解决方式。既然环境权的主体是民众，他们也应是环境决策的主体而非客体，他们不应是手段而是目的。如果公投的结果是 PX 项目可行，则实行之；相反，如结果是不可行，则放弃之。这样，官员被回归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而非他们个人的政治利益的单纯代表的角色。减少或消灭“为官一任，弄脏一方”的现象，鼓励并奖励他们的“为官一任，保洁一方”的意识和作为。
被“弄脏”或“保洁”的“一方”，小而言之是厦门，中而言之是中国的一部分，大而言之是地球的一部分，在环境资源无法通过国界线阻隔的条件下，对厦门的污染很快构成对日本或意大利的污染，并非危言耸听，尽管全世界各国难以成为一个共同的政治体，但它们已成为一个环境共同体，已是不争的现实。在这个框架下考虑问题，中国政府的形象与厦门市现当局的形象有何异哉？都是 GDP 的追求者以及同时的污染排放大户。西方有学者 鼓吹中国环境威胁论，主张控制中国的发展，从而控制全球污染的增长。作为一个中国人或中国官员可能会这样想：你们已发展到很高的物资文明水平了，讲起了环境，为了这个环境，要求我们不再或减缓追求物资文明水平的提高，别把我们当傻瓜，我们才不上你们的当！于是，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和中国、印度等快速增长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构成两大环境利益共同体顶牛，各说自己的立场，各抓对方的短处，各行其是。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我认为是共同灭亡！主要来自高速发展中国家的污染物把全球人口温柔地杀死或把他们弄得残疾。解决之道何在？我认为是世界政府之建立，它会以全球人民利益代表者的资格负责全球的生产和分配，把生产多安排在技术水平高，从而产出大、污染少的前西方工业化国家，取消目前发展中国家的高污染工业，但让这些国家的人民分享前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成果，以此维持全人类的生存。目前，主权已成为民族国家大搞污染的盾牌，限制或取消它是未来的趋势。环境资源的全球性要求政治治理的全球性，因此，环保问题将引起国际关系的根本变革，并要求伦理观念的根本变革。在未来的社会中，维系整个人类的生存将成为最重要的道德，如果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为了环保的目的要让别人分享，这个劳动者不应感到吃亏，而应认为自己是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一个没有大型工业、依赖其他民族供应有关工业品的民族也不要为此感到羞耻，因为它为维持全人类存续所必要的环保做出了贡献，它享用其他民族的发展成果，实际上是享用自己的环保奖。这个目标看来很天真，很遥远，但值得我们努力追求之。人们终会认识到，这是目前由厦门 PX 化工项目事件所凸现的人类生存危机的惟一根本解决办法。当人类最终靠这个方案避免了灭顶之灾时，人们再回首这个方案，就一点不会觉得它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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