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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增加之诉》序言——徐国栋
王莹莹是我2006年招收的博士生。入学不久，她经过自己的努力又考生了罗马二大的博士生，成为厦大第一个罗马法跨国双博士生。2009年，王莹莹以本书取得厦大民商法博士学位，答辩的成绩是优。答辩日晚，答辩者与老师共宴，鬼使神差，我竟然抛开恪守了20多年的不劝酒也不受劝的行为规则，与人斗起酒来，致使阵势升级，消耗了大量的酒水与酒资不说，我自己也多年未遇地迷失了方向，结束后睡到在酒店附近的木栈道上，让轻雨赶走我的酒困。学生们遍寻我不得，打110开了我住处的锁，我回来时发现宾客盈门……如此反常行事，现在想来还是为王莹莹等学生取得的成绩高兴。2010年，王莹莹又以此书的意大利文版挑下了意大利的博士帽，成为我的学生中同时戴土洋两种博士帽的人。
同戴两种博士帽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它冲击了一个长期的知识界的行为传统：博士帽土不见洋，洋不见土。此语何解？“土不见洋”，说的是土博士的论文许多贩卖的是洋货，在国内尚有新意，一出国门，便成为常识，作者不愿让洋人见到，难得把它们翻译成西文。“洋不见土”，说的是国人在国外的博士论文，许多写的是中国事情，在国外尚有新意，但一入国门，则成为人所共知之事，也难得有人愿意把它们翻译成中文出版于国内。两个“难得有人愿意”昭示了土洋皆触者吃知识的地方性的生存窍门以及他们的一些难言之隐。抛开对此等地方性的仰仗，直面土洋皆认为是问题的问题，便可获得“两边都认可”、不怕译成彼岸文字的博士论文了，王莹莹的博士论文属于此类。属于此类的博士论文还甚少，认识到这一点，可能是我那天大醉的深层次潜意识原因。
《论增加之诉》是一部专著，它着力于罗马法中的特殊的代理制度意味的法律问题。这种代理制度之特殊，在于它存在于权力者与被支配者——家子、奴隶、被诚信占有的自由人——之间，双方并非平等关系，与现代的平等者之间的代理关系不同。这样的特殊的代理关系带来了权力者对被支配者实施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范围问题，王莹莹告诉我们前者承担无限责任或只承担某种形式的有限责任。也带来了前者对于后者债务的承担方式问题，王莹莹告诉我们前者承担的是连带责任。以及笼罩两者关系的古罗马的企业形式问题，当然倾向于家族企业形式的回答。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有什么用？在中国，这是一个古典学研究者经常遇到、且带给他们烦恼的问题。当然，可以这样回答：我们可以借此搞清楚代理制度、有限责任制度产生的时间及其演变史、古罗马的企业形态等等。但冒失的功利主义者会进一步问，不搞清楚这些事情又如何？我们会因此遭遇什么困厄吗？当然不会，但我们会遭遇知识不完整的困厄。套用庄子的话来说，我们脚下的大地分为落脚的和不落脚的两部分，前者当然很有用，后者会被一些人认为无用，但舍弃了这些不落脚的大地，落脚的大地何以自存呢？我们在大地上行走的自由又何存呢？在我国，“落脚的地方”很有人研究，“不落脚的地方”研究的少有人或间有无人研究的，造成后一种研究显得单薄，这与西方的情形形成对照，大量研究“不落脚的地方”恰恰是它们的软实力之所在。我认为，研究“不落脚的地方”，可帮助更好地研究“落脚的地方”。在日本拥有航母百年之后，我国才开始搞航母，而且搞得如此艰难，恐怕就与研究不落脚的地方太少的国情有关，因为航母是一种知识含量太高的武器，它本身是“落脚的地方”，但许多关于“不落脚的地方”的知识支撑着它。顺便指出，日本的古典学搞得不错，最典型的例子是《西塞罗全集》有3个日译本，而中文中一个译本也没有。航母与《西塞罗全集》的翻译，两者看似不相干却关联密切。
说到此书的专著性质，不能不说到它对另一个长期的知识界的行为传统的冲击。在西学本位的条件下，学习国与被学习国在特定学科存在知识水平上的势差：后者由于长期的积累，已进入了研究阶段，主要学术成果体现为大量的专著；而前者在有关领域是一片白地，首要的问题是教学，把有关学科建立起来，教学遂被置于至上的地位，教材建设更是重中之重，于是，外国该学科的权威教材被留学生们以“整体搬迁，小有修改”的方式弄成中国的教科书，它们对于建立学科、以大规模的方式传播有关知识，起了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副作用是只有广度没有深度，这样的教科书作者往往不断修订此等养命的教科书，对于相关学科的专著写作乃至论文写作，则力不从心，间或为之，论题往往也不过为养命教科书涉及的学科的价值辩护之类。与前一代或数代留学生相比，王莹莹走了一条新路：不再把外国的教科书倒腾成中文，吃它一辈子了，而是搞专著，这似乎可以证明在当代世界，学习国（例如中国）与被学习国（例如意大利）在罗马法学科知识水平势差的缩小，前者也进入了研究阶段，教学问题以及相应的教材建设问题已解决——为此我们要感谢那些教科书作者前辈——现在到了深入的时候。罗马法学的发展之路，从来就是势差——均衡——反哺之路。意大利之外的高卢学派、荷兰学派、德国学派的经历莫不可证此点。以德国学派为例，它也是从派遣留学生到博洛尼亚学习开始的，这当然是知识水平有势差的证明。到后来，形成了潘德克吞学派，德国的罗马法知识水平均衡于意大利甚至反超之，最后意大利向德国学派学习，德国由此反哺意大利。至今，德语是意大利罗马法学者的必懂语言，罗马法研究也一步步地国际化，成为一个脱离主权国家，纯粹因为其知识价值而存在的学科。在这一进程中，意大利学者期待中国学派的出现，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王莹莹的博士论文的出版理解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呢？
最后，本书还冲击了一个罗马法前辈留下的取法外国教科书而不取法罗马法原始文献的行为传统。前辈们出于为在变法中的祖国紧急地提供罗马法知识支撑的需要，来不及扎进罗马法原始文献的海洋平心静气地学习罗马法，于是改走教科书学习的捷径，所以，其著作反映的纯罗马法少，“当代罗马法”——即经过现代学者解释的罗马法——多，解释的主观性有时导致两种罗马法不符甚至矛盾。还好，王莹莹处在一个无亡国之忧的时代，国家也变得稍稍有钱，故她可以坐在罗马的书斋亲近纯罗马法，读者可注意到，这本《论增加之诉》全部在分析罗马法学家的原始文献基础上写成，甚至其结构，也采自优士丁尼《学说汇纂》第14卷。这是一个跨越，其意义犹如马丁·路德转折：与其通过神父知晓《圣经》，不如通过《圣经》本身。当然，这是一个困难的转折，需要语言学、史学、文献学等多方面的准备，更需要有面壁十年的脱俗心和定力。面对一个神父比面对2000多年前的人写的《圣经》，毕竟容易得多。
至此可见，王莹莹的《论增加之诉》突破了洋土互斥、着力泛泛介绍顾不上专深研究、仰赖解释者惧怕原始文献的3大知识界行为传统，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得知法律出版社欲出版之，应约为之作序，以求此书开启之突破得到扩张，在我国形成更多的罗马法专著，并求改变国人传统的一些不良学术思维，在中国建立一个更好的精神世界。
2011年9月7—8日于北京——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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