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刑事法》译后记

 

薛军

 

在关于《学说汇纂》的批准的 Tanta 敕令中，优士丁尼把《学说汇纂》第 47 和第 48 卷称为“可怕的两卷书”，因为在这两卷书中“包含了刑罚的全部严厉性和残酷性” （ Cost.Tanta.8a ）。如果说第 47 卷包含有较多的私犯（套用现代法上的概念，就是侵权行为）的内容，因此实际上并不那么“可怕”的话，我所翻译的第 48 卷则完全是关于刑事法的内容，通篇是犯罪与刑罚，因此属于地道的优士丁尼意义上的“可怕的书”。可就是这本“可怕的书”的翻译，催生了我的接近 5 年的意大利留学生活，并且第 48 卷的翻译和校对直到我结束这段留学经历之后才彻底结束，因此，记述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也几乎是对我留学生活的回顾。

翻译《学说汇纂》第 48 卷的缘起充满了偶然性。 1997 年我在法院工作了一年之后重回学院生活，师从徐国栋教授攻读硕士学位。在徐师组织的“法哲学讨论课”上，在每周读一本西方经典著作，写 3000 字以上的读书报告的压力下，我比较系统地读了大概二十多本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和法哲学著作。阅读尤其集中于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卢梭、洛克等人的著作。这么囫囵吞枣地读下来之后，我对西方近代政治学说中的罗马公法背景产生了兴趣。我发现这些作者在论证或者反驳某一观点的时候，动不动就拿罗马史来说事情，而且他们的思想体系与西方古典世界——我这里主要指希腊与罗马——的政治思想和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这样的考虑，我开始对罗马法中的公法部分产生浓厚的兴趣。

1999 年前后，硕士学业将近结束，徐师开始考虑送我去意大利留学，并询问我的研究兴趣。我立即表示想学习罗马公法特别是罗马宪法。经过一番安排之后，他告诉我说，由于我的意大利方面的邀请者贝特鲁奇（ A LDO P ETRUCCI ）教授在比萨大学任教，因此我可以到比萨大学学习罗马公法，而且在比萨大学法律系有一个非常权威的罗马刑事法专家，我可以在他的指导下学习罗马刑事法，不过，作为获得意大利方面的研究资助的条件，我必须翻译《学说汇纂》中关于刑事法的第 48 卷。就这样，我在 2000 年秋天到达比萨大学，开始了在意大利的求学历程。

到比萨之后我才发现，当年提出的学习和研究罗马公法的设想真是太大胆了。由于国内几乎没有相关的汉语文献，我出国前缺乏必要的知识准备，所以几乎是在空白的状态下进入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好在我遇到了温多里尼教授（ C ARLO V ENTURINI ），他就是那个著名的罗马刑事法专家。在比萨大学留学时，大概有 4 个月的时间，我享受到一种在所有的人看来都不可思议的待遇：温多里尼教授每个星期给我单独授课两个小时。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叼着烟斗，慢慢给我讲（因为我的意大利语听力当时还不太过关），我则在笔记本上鬼画符一样地做汉语笔记。教授的思路高屋建瓴，古今结合，与我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格外接近，因此特别能够激发我的共鸣。我至今还记得，他第一次讲课就涉及到黑格尔的国家观念对蒙森的罗马公法理论体系建构的影响。这是一段智识上非常幸福的时光，我常常因为对一些习见的概念获得一种新的自己认为通透且自然的理解而激动地在图书馆里面走来走去。

国外的日子过得总是不知不觉。就这样，到了 2001 年 6 月，距离预定的回国时间只有 5 个月了。贝特鲁奇教授建议我开始第 48 卷的翻译。由于缺乏拉丁文的系统学习，翻译进展非常缓慢，到 7 月中旬，才翻译了不到 10 页的内容。此时，又有新消息传来，罗马第二大学法律系开招博士生，而且规定外国学生也可以获得奖学金。在该大学招收博士生的斯奇巴尼教授（ S ANDRO S CHIPANI ）建议我来投考。这样的机会得来不易，我立即放下第 48 卷的翻译，准备博士入学考试，一边掉着头发一边啃一堆厚如板砖的学术著作。紧张的学习持续到 10 月底，我通过比试、口试之类的博士生入学资格考试（感谢在国内经历过的高考和考研的训练！），最终赢得一个由该大学提供三年全奖的博士生名额。

进入罗马这个昔日的“永恒之城”（ Citt à Eterna ）攻读博士学位，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第 48 卷的翻译重新抓起来。斯奇巴尼教授，现在他已经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了，为了解决我的拉丁语问题，专门安排我到罗马二大文哲系学习拉丁语，并且为我找了一个专门的指导老师 P AOLO M ARPICATI 教授。学习拉丁文的日子让我感觉一度又回到了小学生的时代。指导老师每次都要布置课后翻译作业，我放学后一字一句查字典翻译这些句子。为了大概 20 个句子的翻译，经常要做到后半夜，我因此对拉丁语的难学，刻骨铭心。但是这样的学习，我只坚持了大概半年不到的时间，因为我的博士课业也很紧张，时间上根本顾不过来。不过，这次学习经历还是对我的翻译帮助很大。到 2002 年的 5 月份，我已经跌跌撞撞地将 48 卷译出，翻译中也参考了 V IGNALI 的拉丁语意大利语对照本。这是一个大概 150 多年前的译本，使用的是古旧的意大利文，其文法非常奇特，有时感觉比拉丁文本本身还要费解。不过它毕竟是用我熟悉的意大利文写的，因此对我帮助很大。初稿译出之后，我对自己的翻译很没有信心，又找来沃森（ W ATSON ）主编的拉英对照本自己进行了一次校对。我对自己的英文水平比较自信，通过英文本的校译，我感觉对译本的质量有了一定的把握，于是把自己的译文提交给斯奇巴尼教授。他询问我的翻译过程，当听说我在自校中参考了英文本的时候，他微微撇了撇嘴，然后说：“我们要组成一个工作组直接从拉丁文本校对”。

这项任务就落在了德拉其那博士（ G IUSEPPE T ERRACINA ）身上（他的汉语名字叫纪尉民。也许是一种天生的缘分，他的意大利姓的字面意思就是“中国土地”）。教授说这句话的时候大概是 2002 年的 10 月左右，当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样的校对居然会持续到 2005 年初才最终结束。纪尉民的名字在汉语罗马法研究者的圈子中为人熟知，在近年来出版的许多汉语罗马法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对他的致谢。但是，我只是通过这次与他的合作才真正地见识了他的高尚和无私。他在罗马第一大学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为了协助斯奇巴尼教授开展对中国的法学交流事业，转行到法学。这样的选择意味着牺牲与艰难，但他对此无怨无悔。在第 48 卷的校对中，他所表现出来的认真负责和耐心让我难忘。我们的基本工作流程是这样的：他首先根据拉丁文本初步审读我的译文，找出主要的问题点，然后我们一起讨论译文，对他在初步审读中发现问题的地方，我们逐字逐句地推敲，遇到疑难则求助于其他的专家一起来解决。这样的校对非常耗时间，进度也非常慢。他的厉害之处在于，由于他精通汉语（这是一个可以流利地阅读中国的四书五经的家伙），所以他经常对我的汉语译文进行复查，将其回译为原文进行核对。在校对中，我们也经常参考西班牙文本，毕竟，多一种参考文本对于获得正确的译文都有很大的帮助。由于我强调汉语文本的可读性，所以往往译得比较自由，他偏偏强调要尽可能的直译，因为译者要尽量避免把自己的理解带到译文中去。虽然我知道他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经常为一些表达上的细微的差别而争论，而费心，而斟酌，一天做不了几个片断。好几次，我对这项译事几乎产生了绝望的感觉。虽然纪尉民博士也非常忙，但是，他还是这样坚持下来，从来没有在任何问题上马虎过去。校对工作持续到 2004 年底和 2005 年初终于接近结束，其间正是我写作博士论文最紧张的时刻。但是，为了保证校对的质量，我们还是决定再经过另外的一个程序，这次贝特鲁奇教授也被拉了进来。我们的工作方法是这样的：我与纪尉明分别再次独立地审查译文，将感觉没有把握的片段罗列出来，加上在校对中发现的疑难问题，做出一个清单，然后与贝特鲁奇教授一起就该清单上涉及的片段进行重新校对。纪尉民的认真和严谨又一次表现出来。他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比我列出的清单长好多倍，这也就意味着许多我认为没有问题的片断，他还是觉得不太放心。这令我感觉有点恼火，因为其间我正为博士论文忙得废寝忘食，焦头烂额。但是我别无选择，只能按照意大利人设定的规则来游戏。

贝特鲁奇教授的加入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使工作变得顺利多了。他的拉丁文水平如此之高，以致可以一边看着拉丁文本一边用意大利文读（翻译）出来。我要做的只是看着自己的汉语译文，在心中将其译为意大利文，看是否与贝教授所念的意大利文相符合就可以了。在很多情况下，这二者令人愉快地相互符合，但一旦不符合，纪博士就会将我的汉语译文回译为意大利文，由贝教授看着拉丁文本重新审查。在校对中，他们两个经常就一些我还没有掌握的拉丁语的语法现象争论一番，在互相不能说服的时候，他们会搬出一堆工具书来解决问题。每逢此时，我就感觉自己的拉丁语简直就是小儿科，也每每暗暗发誓要在日后提高拉丁文水平。

在进行这一轮校对的时候，我的博士学业已经快结束了。长时间的异域留学生活，远离妻子和父母的漂泊，使我下定决心在结束博士学业后立即回国，时间就定在 2005 年 5 月中旬。这项安排同时就意味着必须在我回国之前彻底结束第 48 卷的校对工作。时间顿时紧张起来，贝教授与纪博士非常罕见地改变了意大利人星期日不工作的近乎神圣的习惯，与我一起加班加点赶进度。两个意大利人也被我“中国化”了。就这样，第 48 卷的校对在 2005 年 4 月底结束了。与此同时，我也交出了博士论文，等待答辩。两座大山下了肩，我吹着口哨开始收拾行囊。

此时，我终于可以在我的记事本的“待办事项”中勾去“ 48 卷的翻译”这一项目——它已经在记事本上存在了 5 年的时间。但是这轻轻的一笔，怎能抹去我的翻译中的酸甜苦辣，又怎么能够表达这项译事中各位合作者的高情厚谊？为此，我写下了前面这段絮絮叨叨的话，以纪念这段经历，以感谢那些高尚的无私的合作者。

但是，除了上面提到名字的人之外，还有很多的人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这些年来，费安玲老师对我提供了许多雪中送炭一般的帮助，其人之侠义，让我感佩。我国内的同门师兄徐涤宇博士，其人有古君子之风，在我留学期间对我和我的家庭的关心和照顾无微不至，解除了我的许多后顾之忧。在罗马，我的师兄 ANTONIO SACCOCCIO ， MASSIMILIANO VINCI ，小师妹 EMANUELA CALORI ，认真对待我在翻译中提出的任何问题，真正是“小叩则发大鸣”，他们对知识的谦虚、认真和虔敬常让我肃然起敬。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我的妻子张虹。虽然我已经发誓并且许愿要写很多很多的书献给她，但是，我还是要说，若没有她的理解和支持，别提计划中的那些著作，就连 48 卷的翻译，我也做不下来。

最后还要明确指出的是，虽然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很多人的学术上的支持与协助，但是，对于翻译中存在的任何错误与疏漏，由我个人来承担一切责任。在送交出版之前，我又花费了半个月的时间，自己重新校阅了一次译文，所以现在的文本代表了我的对原始文本的认识与理解所能够达到的水平。

 

薛军

2005 年 6 月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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