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中的新合同研究》后记

方新军

　　管理员絮语：

　　方新军博士在合同分则领域的成绩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次，他的几篇文章就要集结成书了，我们都很高兴。蒙方君赐稿，本站先行刊发该书的后记，以飨读者。

　　序言和后记都是学术书中最“易于亲近”的部分。相较而言，序言常交待的是该著作在学术脉络中的缘由与旨趣，后记则更适于说明在著者人生历程中该著作所纠结着的悲欢和冷暖。

　　方君“后记”，辞质情深。我和他一样，本科不是学习法律，毕业后（考研前）也都在社会上游荡多年。因着这些许共同的地方，遂多生了些同情，在方君的字里行间，多猜出些这多年辛勤的不易来。无论如何，治学与生活中的喜与悲、苦与乐，如方君所言，实冷暖自知。然欲真得大喜乐，需向大悲苦中求。余尝见方君亲面，觉其坚忍自持，想来应已至“当鞋合脚”之境。谨借徐师之语为方君新书贺：“前进吧！老方。”

 

 

　　这是一本很久以前就想出的书，没想到竟用了五年时间。如果不是因为考博和去意大利学习，也许它的面世会更快一些。这本书实际上是对自己的硕士生涯的总结，不过这一总结是在博士阶段完成的。

　　记得当年刚考上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渴望和期待，同时又有一点焦虑不安。因为我大学不是学习法律的，毕业后又在社会上游荡了六年，虽然分数考得不错，但内心还是有些自卑。研一很快就过去了，自己一直担心硕士论文的选题问题。一次偶然看到《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中有关运输合同的部分是我的导师徐国栋教授写的，当时非常诧异，因为我一直以为徐老师是只写抽象题材的。不过同时也有点兴奋，因为我在运输公司工作过六年，我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写好有关运输合同的论文。跑去和徐老师一说，他不但答应我的选题方向，而且积极主张对合同分则，尤其是对非典型合同的研究。基于在国外的观察和学习，徐老师认为非典型合同的研究在我国大有可为。经过一番阅读，我将题目锁定在“货物联合运输”上，这在当时是个无名合同。写出来以后，徐老师认为不错，就推荐给梁慧星教授主编的《民商法论丛》，梁老师也同意发表。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个天大的鼓励，以致于使自己的人生发生了一次转向。原先我考研的目的就是为了到上海去做一名律师，现在突然觉得自己还能写点东西，而且也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读书的生活。从那时起，我就定下了做一名大学老师的目标。毕业时，也正是这篇论文使苏州大学法学院接受了外部条件并不是很优秀的我。

　　不过很快一个让我有些心焦的消息传来了，徐老师认为已经发表的论文不能作为毕业论文，要求另写一篇。经过一番检索，我发现一个在大陆法系民商法典中几乎是随处可见的合同——“承揽运送合同”，在我国竟然没有人研究过，但实际上这个行业在我国是存在的。同时我也发现承揽运送人与我写过的货物联运人是存在着密切联系的，在特定情况下，承揽运送人可以转化为货物联运人。一旦选定了切入点，其它的工作相对就轻松了很多。答辩过后，我的论文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这对我来说当然又是一个鼓励。同样没高兴多久，徐老师的任务又来了，他认为“特许经营合同”也是一个没人研究的问题，希望我能再接再厉攻克它。同时为了表示对我的鼓励，特提供一笔经费，让我去北京图书馆查找资料。虽然经费有限，只能坐通宵硬座，不过第一次去北京内心还是激动不已。带上一本《平凡的世界》，经过一夜的阅读，在为主人公洒了几滴眼泪以后，我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首都北京。利用在国家图书馆找到的资料，我终于又完成了“特许经营合同研究”一文。实际上整个硕士阶段，我等于写了三篇毕业论文。经过这一番磨练，我终于感觉有点摸到法学的门槛了，同时也有了走上大学讲坛的信心（虽然第一年教书有半夜三点钟爬起来备课的狼狈经历）。

　　毕业时，徐老师鼓励我继续研究非典型合同问题，争取以后能出一本书。但是工作第一年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一直等到 2000 年的暑假，我才有时间写第四篇论文“保理合同研究”。我清楚地记得是在 2000 年 8 月 7 日的凌晨 4 点，在抽完了两盒“ 555 ”烟以后，我终于在电脑上打完了最后一个字，然后匆匆忙忙地赶往上海，转车去厦门看望徐老师。徐老师见到我很高兴，说为我将来出的书的序言已经想好了，最后一句是“前进吧！老方。”不过遗憾的是，由于徐老师的工作太忙，他竟没有时间兑现这一诺言。由于考博的缘故，等了三年，我才完成第五篇论文——“信用卡合同研究”。紧接着又忙于准备去意大利，出书的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

　　从意大利回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整理已发表的论文，准备出书。由于“货物联合运输合同”在新合同法中已被规定为有名合同，因此除了这篇论文以外，其余四篇论文都被收入本书。同时因为前三篇论文都是在四、五年前完成的，这几年又出现了很多新资料，因此必须作一些修改。原先的打算是通过暑假的两个月时间完成这一工作，没想到整整用了四个月，我几乎是重写了前三篇论文。如果不是迫于博士论文的压力，我可能还会继续修改下去。

　　也许这本书不会给我带来多少学术声誉，但是这个“头生子”凝聚了我太多的回忆和希望，所以我对他的感情还是非同一般。有什么办法呢！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乌鸦都会觉得自己的孩子长得漂亮。”当然遗憾还是有的，例如从意大利带回来的资料几乎没有用上，因为我目前阅读意大利语文献犹如“钝刀割肉”，速度实在太慢。这一遗憾希望在以后的修订中进行弥补，如果还有修订的机会的话。这本书完成以后，我将转入博士论文的写作。如果说我在无名合同的研究中好比一只掘地田鼠，那么我希望通过博士论文的写作变为一只展翅飞翔的天鹅，当然能不能飞得起来就要看自己的造化了。

　　就象奥斯卡颁奖典礼一样，最后的感谢名单总是免不了的。

　　首先，当然要感谢我的导师徐国栋教授，没有他就没有这本书的诞生。用徐老师自己的话说：“老师遇学生和学生遇老师，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我很庆幸自己遇到了徐老师，是他将我引上了学术之路，使我得以从事一项自己非常喜欢的工作。实际上当年我并没有报考中南政法学院，一个偶然的变故使我成为了徐老师的学生，这只能说是一种缘分。当年那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怨恨早已荡然无存，我甚至有点感激他们没有录取我，否则怎么会有这一段师生之缘呢。

　　其次，我还应该感谢我的妻子虞萍，我的每一点进步都包含着她的理解和支持。自从相识以来，她一直陪伴着我过着飘泊不定的生活，我们从湖北到安徽，从安徽到江苏，然后又从江苏来到福建，其间甘苦，如鱼游水，冷暖自知。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我没有能力将她调到我的身边，她只能顶着巨大的压力辞掉了一份安定的工作，走上了考研的道路。每当想起她在考研过程中遭受的长时间的失眠痛苦，我的内心总有一丝抹不去的愧疚。所幸努力还是有了回报，她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厦门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我只是希望将来能够尽可能多地兑现一点这么多年来开给她的“空头支票”。

　　最后，我也应该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虽然他们没有受过多少良好的教育，但是对于儿女的读书却是异常的重视。我们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是他们在亲朋好友面前津津乐道的谈资。当年考研，压力巨大，多虑的父亲几年间也增添了许多白发。有时别人给他一包好烟，他总是默默地放在我的桌上，他就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我的理解和支持。由于考研录取中发生的变故，我从公费生变成了自费生，就当时的收入来说学费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不过母亲还是魔术般地解决了。实际上作为一名工人，母亲除了加班和节省全家的生活费用又能有什么其他的途径呢。父母的恩情，我可能永远都无法回报，也许对他们来说，我能够有所成就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和报答。希望我能够不让他们失望。

方新军

2004 年 11 月 10 日于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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