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与教授（续篇）

 

徐国栋

 

去年写过一篇《博士与教授》，鼓吹在大学中实行分工与等级体制，目的十分简单且无政治性：提高工作效率。此文经热心人译给文中的主人公之一昂博士听，他说写得真实。该主人公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作过在中国主办的“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国际研讨会的副秘书长，深为博士被当着秘书用所苦……时过一载，对博士与教授的观察又积累了一些，写出来作为去年文的补充。

１、什么是教授

乔教授每年讲课不多，却一年到头忙个不停，飞来飞去，典型的工作狂，“花钱能手”－－我问过他一年可支配多少钱？他说对意大利人这是个秘密。你是外国人，可以优惠一把告诉你，“我一年用２亿里拉左右”（ 14 万美元以上）。用这些钱干什么？一年两次召开有关拉丁美洲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会后出论文集；资助 6 － 7 个拉美学生在罗马学习；资助２－３个中国人翻译《学说汇纂》并出版，等等，简言之，是为拉美伸张正义，促进其统一－－我与乔教授谈到过中国的联邦制前景，他坚决反对。他问我，拉美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怎么会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他所做的有关拉美的工作，都是为了直接地或间接地推动其统一。顺便说一句，乔教授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收养了几个拉美的弱智孤儿。他虽有钱（６００万里拉一个月），但自己生活俭朴－－另外就是在中国传播罗马法。按中国的标准，这些都不是教授的份内工作。乔教授的活动，使我苦思什么是教授之问题。忽然来了灵感，“教授就是文化创造者”，冲口而出，乔教授听到了，点头同意。

２、教授与黑手党首领

罗马法中有家父制度，现代意大利有黑手党，两者的共同点是“头”的极度权威。家父制度与黑手党，都是意大利文化的产物。两者既然是文化的，必然是普遍的。我不得不说，在乔教授与他的手下人的关系中，我看到了家父制度与黑手党的痕迹。在秘书办公室，秘书安东内戏称新中举的我的巴西朋友塔沃斯为“博士”；后者反唇相讥，说前者是 Filias familias （家女）。作为意大利人，安东内听不懂这个拉丁词，我作为不熟练的意大利语使用者听懂了并及时微笑，好不得意！

乔教授所有的手下都很正常地是他的“家子”或“家女”，或曰……他的党徒－－当然干的是“白手”的事业。昂博士是他的“家子”中我最熟悉的。明摆着，他想早一点坐上乔教授的交椅，因此对乔教授不大服气。乔教授只有两本专著啦，乔教授那个时代没有研究博士制度，所以当上教授很容易啦，等等，都出自他的口，但他确实不敢讲一句对抗乔教授的话，否则他就完了，因为他要成为罗马法教授，必须得到意大利罗马法教授集团（２００多人）的点头。乔教授下午两点多吃午饭，据说这是地中海地区人民的习惯，偏偏昂博士不像是地中海人－－他身材高大，基本守时，英语讲得好－－每当履行“家子”的义务与“家父”共同进餐时，他都饿得要死，由于饿就吃得多；吃得多，按西方的理论，就必然瞌睡，以致于下午不能工作，但他都是等教授吃饭。偶有犯规，教授就会对他说，昨天我找过你啦，怎么不在啊？令昂博士心惊肉跳。有一次，昂博士已回到了离乌托二大不近的家，晚六点多专程回大学，就是为了同教授道个别，幸好我没有这个义务！昂博士负责中国事务的财务管理，他对我说自己是个 Actor （管财务的奴隶）。我说，你若进行欺诈，有欺诈的抗辩侍候，他说用不着，主人将他鞭打一顿或干脆杀死就得。当然，我们是在设想现代案件按罗马法处理的结果。

看到乔教授有若干干求者求见，由他的博士生安东尼把门，一个接一个地放入的埸面，不知怎的我想起了黑手党题材的电影。当然，乔教授干的是“白手”的事业，形式相同而已。

这一套，我是不喜欢的。据说，博士及类似博士者的作品，教授说发就发，而且有办法给你发。说不发，你就在抽屉里搁着。若偷偷发了，你就完了－－你失去了我们的信任，以正义的名义，你将受到惩罚。

按意大利人的说法，教授的权威建立在对金钱的支配力之上。当然，经济是基础，根据我的观察，教授对手下人学术前途的影响力以及人格的感召力，仍是很重要的。中国的教授成了穷的象征（“穷得像教授”，无论公款私款，都是如此），只能以人格和学术前途影响力（这点可以忽略不计）来建立自己的权威了。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权威是没有经济基础的。

３、教授与“小脚”

藤野先生对中国女人的小脚有浓厚的科研兴趣。在马切纳答大学，我也遇到过有同样兴趣的意大利人，可惜他不懂中文，不然可以去看《三寸金莲》。小脚是中国独有的吗？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古时女人裹脚为求美，因为公共舆论认为小脚是美的，而美的代价是痛苦，“梅花香自苦寒来”。要美还是要舒服，遂成为自五代以降至清的中国妇女面临的严峻问题。美乃为他人，“女为悦己者容”；舒服乃为自己。于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了矛盾。当然是个人服从社会，除了个别例外，最后妇女大众还是呲牙咧嘴地裹了脚，造成如今诸多洋鬼子的研究兴趣。

如果把小脚问题理解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自然与公认美感之矛盾问题，则可以说“小脚”非中国独有（这个“有”，用过去时）之物，而乃普世之物。人可以裹脚，植物为什么不可以裹它一把痛快？因此有盆景文化，对此龚自珍先生已作《病梅馆记》抨击之，不赘言。大快朵颐（即放开肚皮大吃），不亦乐乎？这种选择是“自然的”、“个人利益的”，但胖得过份，在社会交往上会遇到障碍，因此有过多的节食者，每天只吃水果和少量谷物，这种选择是“美的”，“社会的”。可以说，只要有“自然”与“美”的矛盾，有“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则“小脚”问题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存在，何必到中国去研究？人生的大部分问题，都是“裹”与“不裹”的问题。当然，大部分人，不分男女，不管情愿与否，都选择了“罢了，裹他娘”。少数拒绝裹脚者，或被杀被关。中间幸运的，被称为“如闲云野鹤”、“不随波逐流”，死在床上。

但应该看到，个人与社会间，始终存在紧张的冲突，“社会”代表着多少年留下来的明智的经验，也可能代表着世代相传的偏见与愚昧！有正有负，没有“社会”中正的方面，社会将不成其为一个社会，而是一个斗兽埸。但社会中负的方面，又扼杀了多少“个人”所代表的创意和解放意识！此时的“社会”，简直是邪恶的化身。但必须承认，“社会”又阻遏着不少“个人”的盲目冲动，使社会成为一个有基本共同价值的整体。

让我们回到意大利。我已经写过，意大利的教授在大学出现时必须西装革履，那怕是在炎热的夏天。当然，在大学以外的埸合，可以自由定夺穿戴。这里我们看到了教授活动的两个舞台：社会的和私人的舞台。从后者跨入前者，是角色的转换。在社会的舞台，社会利益占据主导地位，因为这里的社会认为，教授就是西装革履的，否则，你是否是教授，颇值研究。换言之，你“自由主义”一下的代价是得不到人们的尊敬，被误当作清洁工。在私人的舞台，个人利益冒头，因此，“随便宽衣”。由于自然欲与社会约束的矛盾 ，“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教授在大学是否西装革履，是冬天社会利益至上，夏天让个人利益活跃一下，遂成为两种观念的战埸。当然，意国的教授们都战胜了自我、个人主义、个人利益，让自己忍受一时的痛苦，使自己象个教授。这的确是社会利益的需要，一身紧打扮可提醒自己到了另一个舞台，一个不能那么随意的舞台，注意自己与周围人的区别，自己的崇高性。就像英美的法官入庭时穿法衣、戴假发；中国的官兵系风纪扣；意大利的教士系白领结。但这些都是形式，若没有这些形式，人们照样当个好教授，好官好兵好教士，那多么好！但不行，因为“社会”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盲眼的，在它能深入地了解你之前，只能根据你的外貌来判断你，这个社会，是多么的“恶”呀！因此，人们尽管很理解形式的可笑，仍屈从于形式。所以，意大利的教授，都裹上了“小脚”。

西装革履，自称教授者都是教授吗？恐怕不见得。不然，何以现在意大利所有的真教授都握有内藏自己全部身份资料的磁卡，一入电脑，真假见分晓。这劳什子的出现，恐怕是大量假冒教授出现的结果。因此才有真教授的“防伪商标”、“条码”。尽管如此，我在意大利自称教授而未出示任何公证书和认证书，人家都信、都认，叫我很感动，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假冒教授更多。在中国，接过一张名片，上写“总经理”或“教授”，谁敢信呀？至少拦腰一扁担打个对折，再“拷问”一番（何时何地经何人介绍当上教授的？），然后半信不信，看“现实表现”。

这些是说明形式的局限。

我已经写道，意大利的教授都忍痛裹上了“小脚”，当然，脚裹惯了，也就不痛了，不裹还不舒服。对德高望重的教授而言，裹脚已成了生活习惯，不再是负担。但那些打算成为教授的“家子”们功夫不够，一旦乔教授不在，都纷纷“放脚”，大搞自由化，弄得个堂堂的法史研究部，活象个泥水匠俱乐部。甚至有连胡子都不刮的，还大叫舒服。在这股逆流中，只有昂博士挺立中流，傲然穿西装戴革履而立，不要教授监督，自觉狠斗私心杂念。遥想清末民初中国行放脚运动的时候，对少数裹脚上瘾的女同志实行强制放脚，她们哭着喊着要继续裹，白天不能裹就夜里裹。在她们的嚎啕大哭中，我想到了昂博士。

有一次，昂博士史无前例地把脚翘到了椅背上，颇像个美国人－－在波洛尼亚参加第 17 届世界法哲学大会时，正值炎夏。第一天不分欧美，所有的教授们都“裹脚”。第二天，就分为两大阵营，美国人不裹了，并把脚翘到了前排的椅背上－－我问他，是愿意生活在美国还是意大利？他说：愿意生活在这里，在欧洲！

４、“陈教授”与“陈博士”

我是教授，又是博士。我感谢意大利人的纯真，相信我是教授的自报。在中国，如果我的私见正确的话，博士比教授还高些，理由已述于《博士与教授》一文。但在意大利，情形反过来，博士不过是教授的助手，或曰“提包的”。这种文化差别造成了我的尴尬：我一会儿是中国意义上的教授；一会儿是意大利意义上的博士。当我做活儿－－演讲、写“老板”交代的材料等－－的时候，我是教授；当我领钱、签单的时候，我一无例外地是博士。我讲课的酬金被美其名曰“ La sua borsa ”（您的奖学金），这是一个穷国的教授的悲哀。

不久前遭遇一埸紧张的翻译任务，我都按乔教授的计划完成了，但乔教授仍说我们落后了，并且通过昂博士对我说，如果翻译滞后，８月份去利马开会就免了。由于我在自我意识中不认为自己是乔教授的“家子”，不该受到“家父”对“家子”的对待。按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这样说话是把我当作孩子，是冒犯性的，因为我差不多是个工作狂性质的成年人。尽管昂博士经常说把我当作意大利人对待，我却坚持自己是中国人，按中国文化的尺度行事。逼得他不再对我说 Capito ？（懂吗？）；逼得他叫我“老陈”－－我认为该斗争一次了，找到乔教授，问他根据什么标准说我慢了？因为我是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他的 elenco （待译文献目录）的，并未窝工。听到这一问题，我在他的眼神里看到了惊讶－－大概在大学里从未有人敢如此对他说话，但很克制，解释说是根据我的同项目者的标准，他们在逗留意大利一年半的时候，都全部完成了翻译。我提醒他我学了半年意大利语，在一年工作时间内为他干了不少其他的事。他说我们不谈细节，反正我们都想把书译快、译好。我告诉他，我不喜欢任何威胁！如果利马是个诱饵，如果我被当着孩子对待，我就不去了。我看到了更大的惊讶以及一丝恼怒，尽管我极敬重乔教授，仍让他尝了一次中国的红卫兵风格，这恐怕是难忘的经历。无欲则刚，我在有限的空间内按自己的意志行，力争在博士与教授的频繁更换中，让教授的成份频率更高。

当我证明自己的速度时，乔教授称我是教授，因此我应具有比其他人更强的工作能力。当我“初露峥嵘”时，乔教授称我为博士，提醒我注意自己的身份；提醒我注意谁开工资；谁领工资；提醒我这个研究部内只有一个罗马法教授。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我象一只勇敢的海燕，在教授与博士两地飞来飞去。顺便说一句，乔教授的博士之一何嘉图最近送我一书，他按德国方式上书“送给教授及博士陈海”，表明了对交往不多的我的深入了解和尊重，我十分得意，这次就不必飞来飞去了。

很痛快的感觉，我终于代表中国教授造了我敬爱的乔教授一反，同时又担心利马真的去不成，果如此，我同乔教授的合作就划句号了，而乔教授对我寄托着不少计划呢！我心中有底。

刚来意大利时，我有文化环境转换带来的不确定感，同时又不了解意大利语人称代词的正确用法，遂称昂博士为“您”。他象甩掉火炭一样连连摆手，要我用“你”。这段故事，可能是昂博士后来到中国去散布我有自卑感的谣言的主要原因。国内反馈回来昂博士的谣言，叫我很难受。这是一幅越涂越黑的画，我未作解释。我按中文的用法称“您”以示尊敬，在意大利语中，以“您”称人的人，要么比被称者低一等；要么高一等，当时我还未宣布自己是教授，把我算作前者了。但后来昂博士知道了我是教授，便大力培养我的教授意识，开门时让我先进；我要做什么琐事时，他抢着去做，并提醒我“你是教授”。随着我对意大利文化了解的增进以及昂博士的着力培养，我的教授架子支了起来，越支越高，尽管从不“裹脚”－－在这一问题上我也坚持中国文化标准，作为一个穷国的教授，在西方国家生活，恐怕只有坚持自己的文化标准，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最近国内有老同志来意大利开会，昂博士私下与他谈到与我不好相处，因为我总摆教授的架子。国内带来一份材料嘱我复印，昂博士惊讶地说，陈海是教授，他怎么可能干复印的事呢？我事先得到这一情报，果然拒绝复印，扎扎实实地抖了一回中国教授的架子，心中窃笑昂博士“以意大利的框架看中国问题”。

由于文化的误解，昂博士说我“自卑”或“摆教授的架子”，都是错误的，但我愿后一错误继续存在下去。

５、教授与宗教

乔教授的研究部，最近诞生了一位新的研究博士芬奇（请注意，列奥纳多·达芬奇一名中的芬奇，不是人名的一部分，而是地名，表示列奥纳多的籍贯。达＝ da ，“来自”之意，著名画家名字的意思是来自芬奇的列奥纳多），他刚刚通过激烈的竞争成为博士生。在此之前，他在先生的研究部白干，换言之，基本上不拿报酬地为教授工作，教授财力有余，象征性地给１０－－２０万里拉。从现在起，他可以享受奖学金了。我不知道芬奇白干了多久？但我知道昂博士在成为研究博士之前，在乌托一大白干了８年！在“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现象颇值得玩味。这种白干者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制度上的存在，换言之，在意大利的每所大学都有这样的白干者。他们的这种选择是为了渡过白干－－研究博士－－研究师的苦苦煎熬，最终成为教授。这是多么艰辛的征程啊！意大利的教授名额是固定的，退休一个，亡故一个，补一个。漫长的等待后，还要再经过激烈的考试或竞争，到一个出现空缺的大学去当教授。昂博士已经熬到研究师级别了，正在等待杰诺瓦大学的空缺。他已经４０岁了，无怪乎他说在乔教授的时代，教授好当，乌托一大的知名罗马法专家卡斯提诺教授２８岁即具有此头衔，被传为佳话。昂博士认为，在新体制下，这是不可能的。而芬奇，这位被误认为是著名画家亲戚的胖小伙，刚走到第二步，可怜的芬奇！

诚然，教授是一种职业，丑言之，是一个饭碗，一个铁饭碗，不论政权更替，教授仍是教授；一个好饭碗， Si guadagna bene （收入不错），尽管不如餐馆老板、工业家、银行家收入高，但多的每月６００万里拉（４２００美元以上），而且旱涝保收，另可支配不少的人力物力如乔教授。不排除许多追求教授职位者是为了得到金饭碗的可能。昂博士就说过，他的一些同龄人现在连工作都没有，而我作为研究师已经端上银饭碗了。只要我不犯大的错误，即使不谋求教授，我永远是中产阶级。但是，昂博士的妻子在银行工作，工资远多于他的。他只知道蕾蒂齐娅的工资远远多于他，由于实行分别财产制，并不知道蕾蒂齐娅的收入数目－－至少他自己这样讲。

但是，为什么不能把教授理解为一种宗教，一种出于非经济目的对学术倾注一身的选择？我的确在乔教授的职业行为中，在他的工作狂热中－－提前３个月把每天的日程事先排满，不停地、按步就班地工作，一天十几小时，我确认他是日程表的奴隶；我们是他的奴隶，我经常纳闷，他病了怎么办？－－我看到了宗教色彩，是出于对光荣的追求而工作的，当然必须以金钱来维持生计，并且要钱多得能把全部心思用来思考高尚的事情。既然教授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职业－－说它的宗教色彩，是因为它的献身性质；说它是职业，是因为它是一个不错的饭碗。因此，教授职业同时具有超越性与世俗性－－当然，它不应是一个凡人可入的菜园，而是一座但丁式的“地狱”。在这地狱的门上写着：“三心二意者止步”。在从白干到教授的漫长征程中，“白干”的阶段就是这样的地狱之门，它摒退大部分具有非为学术献身，满足于吃得不错而不是最好之目的的人，颇似天主教中的“坚信礼”。至少从制度设计上，可以这样理解通往教授之路的白干阶段。说实话，我喜欢这样的地狱之门，但愿中国的大学教师前面有它！

昂博士的妻子收入不错，但为什么他不去银行工作？他说我喜欢读书、研究。我的巴西朋友塔沃斯也是大学教师，他妻子是国家税收代理人，赚得比他多３ 倍，但小塔由于喜欢，宁愿当大学教师，并且自信不会因收入少影响其在家庭的地位。昂博士并不羡慕他妻子，因为她经常对自己的工作厌烦，昂博士则没有这种苦恼，他永远有新的事情要经历，要发现，经常充满喜悦。看来，在世界各国，都没有靠在大学教书发财的，这种格局的普遍性证明身为大学教师，就或多或少地选择了精神之路。但选择这条路的人被更严格地选择－－地狱之门的选择－－肯定更好。

不过，在学术这座地狱里，也有超验的、灵性的欢乐之园，不在碱水里泡３０次、盐水里煮３０次、苦水里熬３０次，达不到这一境地。经过了这９０次之后，人们会说，至少我要说，我喜欢这座地狱，我愿再经历９０次。

 

１９９６年７月２日

大醉之中于罗马三十亩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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