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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我们总是要怀有理想的
魏磊杰
又一本译著即将出版了，如果放在两年前，面对同样情形，我大体会欣悦非常乃至可能彻夜无眠，毕竟因为简单，才会快乐，在简单的世界中或许一丁点儿的惊喜都会衍生出莫大的快乐。但现在却不知为何，此次成功却着实没有带给我太多开心的感觉。或许欲望本身就代表着烦恼，欲望越多，烦恼也就越多，在所求与所得之间无法成就阶段性契合之时，像我这样多少有点强迫性人格之人，大体都会呈现出这样的德行；抑或许是由久经阅历、打拼、对比以及内省之后而不得不被迫获取的一种对自己的重新认识使然，毕竟真正的认识乃至认清自己，或许真的需要一种勇气，一个过程，而它所促发的结果往往便是行为人自身变得更为内敛与克制。在归国后的大半年中，自己的所历、所感、所悟以及综合体认之所得，似乎让我在懵懂中意外收获了这种可以触摸的感觉——一种好似重新认识自己的感觉。这种认识，一方面，偶间会使得我对自身既有判断以及奋斗目标的原初界定产生了莫大怀疑甚至动摇：在通往未来的人生路上，堆叠着那么多不可预料的非理性障碍，以至于即便全心付出之后，甚至也无望彻底消解与突破；以往设定的理想与梦想，曾经感觉是那么地容易驾驭、触手可及，但如今却突然间似乎变得如此地不可预期甚至有些遥不可及；但另一方面，或许是积极的一方面，认识到自己既有的能力与水平，在人生的坐标上，可以不时地进行切合实际的自我审视与自我定位，找准差距所在进而秉持青春的万丈豪情一点一滴地努力去弥补、完善进而超越，以期在新的人生平台上完成新的认知蜕变，并以此开始新一轮的自我体验与奋斗循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地始终朝向一个叫做前方的地方勇往无前地不懈奋进，直至最终实现人生的理想与梦想。我一直感觉甚至笃信，一个人的命运始终是或应当始终是把握在自己手中的。虽然不 是所有的努力都有成果，但也不会是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理想与梦想的成就与否与成就多少，完全取决于一个人自身的奋斗与否以及奋斗的程度几何；虽然在渐趋功利化的现世中，面对如此众多不那么理想的事以及如此众多被社会化、体制化的人，仍执拗地抱持一种近乎幼稚的“谋事”哲学，似乎真的有些不那么切合时宜，但正如韩寒所说的那样：“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男性改变世界，女性改变男性的世界观。但总有一些世界观，是（永远）傻逼呵呵地矗在那里的。无论多少的现实，多少的打击，多少的嘲讽，多少的鸽子都改变不了的。我们总是要怀有理想的 ”。
本书由聚焦于后苏联国家法律变迁与法律文化的十二篇文章汇编而成。在苏东剧变后，为求法律规则的尽快市场化与现代化，我国法学界迅即开始了一百八十度的偏好反转，全面关注并效法以德美为代表的西方法制，而忽视甚至直接忽略了与自身拥有更大家族相似性的前苏联以及中东欧国家的法制文明。时至今日，此种情形似乎未有根本性改观。虽然不可否认，此为（法制）现代化理论预设本身之必然，然此种做法却可能在法律移植层面上因择选的启示来源的单一性而造就某种程度上的“营养不良”甚或“营养过剩”，而提供更为多元的待选项以供法律改革操作者进行契合本土政情的筛选与鉴借，似乎更富成效且更为明智。对于这一领域萌生兴趣，肇端于 2003 年攻读硕士之时对 徐国栋 教授发表在《民商法论丛》上的一篇长文的阅读。从那之后，自己便开始有意识地围绕“转型时期的法典编纂”这一主题阅读并适当翻译一些背景文献，在 2007 年翻译完成罗尔夫·科尼佩尔教授主持编纂的《土库曼斯坦民法典》后，我便开始筹划选译一部名为“后苏联时代法典编纂与法律移植”的论文集子，意在将所有与此主题相涉的英文经典文章一网打尽，汇编成册。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三年中，特别在荷兰蒂尔堡大学访学的一年中，利用该校丰富的藏书与电子资源，在大约上百篇的相关文献里，精心搜集并初定了十八篇文章作为备选。当然，伴随对这一领域认识的深化与自身知识积累的提升，我切实地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研习规则本身须将其与所根植的社会语境一并考虑，方才具有意义，尤其像在诸多后苏联国家法治构建似乎仍遥不可及的转型社会中，尤为如此。职是之故，自己便将入选的文章进行第二次筛选，并最终敲定本书现在呈现的十二篇文章，同时受益 于高鸿钧 教授的建议，将书名修改为《转型时期的法律变革与法律文化》。
在这个浮躁 之世，学人之间相互鼓励与支持，确实非常重要。承 蒙高鸿钧 教授不弃，慷慨地将本书纳入他与 贺卫方 教授共同主编的“比较法学丛书”，并在过去两年的通信中在为人为学方面给予诸多有益之启发与教诲，此种无私关爱足可让任何一个与我同样的籍籍无名之辈感激莫名；感谢清华大学法学院 鲁楠 博士， 2008 年台湾访学期间的深入接触与几次畅谈，让我们很快成为拥有更多共同语言的朋友，而正是得益于他最初的积极引介作用，大大减少了 高鸿钧 教授对我的熟识成本，并进而促使本书的翻译计划获得肯认；感谢我的朋友、我的合作者 彭小龙 博士，同窗七年，让我们彼此非常了解，在共同成长的岁月中，在那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从他身上，我确实学到了很多利我成长助我前行的宝贵东西。此番合作，特别有赖于他在繁忙工作之余抽身处理几篇表述晦涩的文章，并在事后多次熬夜审慎校对，才最终促使本书在规划运作三年之后以较佳的翻译质量与较快的速度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样真诚的谢忱致于本书所有十二位原作者：他（她）们对我提出的出版要约皆予以积极回复并慷慨赠送翻译授权。其中的简玛利亚﹒阿雅尼教授更是愿意屈尊与我共同主编此书，并对文章的最初整理与具体编排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不惟如此，更在书稿完成后，又拨冗为本书撰写颇具启发意义的序言，堪为本书增色良多；在整个漫长翻译过程中，闲暇之余，凭依网络这一有效沟通平台，在“法中论坛”聊天交流群中，常与 叶名怡 博士、 姜海峰 先生、 周维明 先生、 史广龙 博士、 柯伟才 博士、 王旭凤 博士、 李昊 博士、 马剑银 博士等一干学友品评世事、砥砺学术，每每获益良深之时，便心存感念上天对我着实不薄，让我结识如此诸多志同道合的佳友良朋，以至于在漫长的为学征途中并不会感觉特别的孤单与寂寞；最后但却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一如既往，特别的感谢献于勤劳的朱淼学妹，文稿初始格式调整与目录编排等工作，皆由她费心完成。
最后，抄录我最喜欢的苏东坡的《定风波》一词，聊作结语：
“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
魏磊杰谨识
西元二零一零年八月廿日于上海·宁夏路临时居所
注：《转型时期的法律变革与法律文化》， [ 意 ] 简玛利亚﹒阿雅尼、魏磊杰主编，魏磊杰、彭小龙译，被列入高鸿钧、 贺卫方 教授主持的“比较法学丛书”之一，清华大学出版社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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