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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里的罗马法教授

娄爱华

 

晚饭之后,我们来到古韵尚存的平江路。

斯奇巴尼(Sandro Schipani)教授与腊兰、中原师兄、文煌师兄在前,流连书肆笔铺的肖博士和我在后。不经意间,发现中原师兄正在隔河招呼我们。跨过石桥,穿过古朴的院落,我们也来到了茶馆。四人的茶桌招呼六个人终究有些局促,但教授执意要我们在一起。

点了一曲“茉莉花”的评弹,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为教授翻译正在演出的“陈平赶考”,教授兴致很高,中原师兄一边听一边说陈平赶考和我们写论文要答辩一样,熟悉中国文化的腊兰连连说你们的结局肯定不是这样。百无一用是书生,玩味其古今意味,有点像考据罗马法制度的流变。

多年前徐老师请斯教授在厦门喝茶看茶艺表演,斯教授对中国的茶馆并不陌生。说起中国的茶馆文化,说起中国文人无恒产不治而论的传统,说起中国皇帝微服私访的逸闻。斯教授突然谈起我国的八千万共产党员,说起民意的渠道,他大概想到了八千万人茶馆议政不大现实。教授从来都和我们说罗马法,听教授讲政治我还是第一次。二十七岁在欧洲成名,三十一岁成为正教授,自八十年代末开始在中国传播罗马法,迄今已培养了七十位左右中国学生,这样一位通罗马之古知中国之今的有德长者,我真想听听他的看法。

“二十年来中国的变化,说明中国的治理机制是有效的”,“如果不是中国的变化,你不会有机会去意大利,也不会有机会学习罗马法,甚至也没有机会上大学”,“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而是需要改进的”,原谅我只能听懂和记下他的只言片语。但教授的一个比喻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指着茶杯中的水线说,也许意大利在这个高度、中国在这个高度、俄国在这个高度,每个人都希望杯子是满的,甚至是溢出来的,但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想起教授在一张白纸上画出的中国罗马法地图,我由衷地频频点头。历史无法假设,但如果没有斯奇巴尼教授,中国的罗马法研究不会达到目前的水平,尽管还有很多的不足。如果说罗马人以一己之力将罗马从小邦变为帝国,斯奇巴尼教授就完全是在以一己之力勾勒出了今天的中国罗马法蓝图。他是真正的罗马人!

思绪飘得有些遥远。对不熟悉罗马史的人来说,罗马人是强权的代名词,不过是强权迭起的历史中的一页。罗马人的开放、宽容、信义、务实、勇毅,并非对成功者的揶揄,恰恰是罗马崛起的要素。眼前的斯奇巴尼教授,他在中国成就的事业,不正是得益于他的罗马人品质吗?

作为教授的学生,他极其认真地向我们娓娓道来,我想绝不仅仅是想表达他的观点而已。诚如中国古语的排序那样,在授业解惑之前,传道是居于首位的。

中国发生的巨变,让中国的多数人受益,这是斯教授所看重的。在一周前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教授甚至宣称这是真正的民主。参与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在这个主题上,做任何延伸的解释在学术上都是危险的和不严谨的。但显而易见,众多的罗马法教授,无论在私法领域还是公法领域,都在强调一种有别于“意志论”的观点。无论是在合同领域对唯意志论的批判,还是在宪法领域对代议制的批判,无不如此。他们所说的并非他们个人的观点,而是他们所认为的罗马人的观点。既然罗马法是西方文明的源头,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来源,那么一定存在着我们仍然陌生的领域。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等等概念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应当谨记在一个没有这些概念之争的时代,西方文明达到了自己的巅峰。而我身边的这位白发长者,为让中国人认识这一宝库投入了二十余年的宝贵精力。

恩师徐国栋教授将斯奇巴尼教授与利玛窦并列为来到中国的重要意大利人。在罗马一大学习过法律的利玛窦,说得上是教授的校友,但他所要传播的,在我看来恰恰是一种有别于罗马文明的文化,耶稣的十二门徒绝不会冒出一个中国人来,但罗马人的万神殿也包括了其他民族的神,罗马的皇帝也有不少异乡人甚至是敌人。

我从不认为斯奇巴尼教授具备平易近人的品质,他时刻都保持着教授的威仪,但我在多个场合听到斯奇巴尼教授对平等交流的强调。他认为罗马法与中国法的交流是平等的相互学习的过程,这也不正是罗马人和罗马法的品质吗?

从茶馆出来,街上的人少了很多。教授在路上又谈起了他对法的理解,“法是为人制定的,不是为国家制定的”,“法不是为了某个人利益制定的,而是为了人们共同的利益制定的”。我在想,相对于街上已经稀少的人群,对教授观点的理解,对罗马人有关法的观念的理解,人群是更为稀少的。有几人将国家利益与人们共同的利益相区分?又有多少恶事假公共利益之名而大行其道?但想想自己,从接触罗马法到现在,也已经有十年了,不还是所知甚少吗?

如今已是万籁俱寂,想到此刻或许还有师友为发文章而失眠,考虑为发文章而放弃或暂缓罗马法研究,当真觉得茶馆里那一盏茶的功夫无比美好。但正如窗外的弯月,总有阴晴圆缺,未来如何谁又说的准。斯奇巴尼教授在中国已经有了如此众多的弟子,罗马法研究也已经有了自己的阵地。未来的罗马在哪里,谁又是当代的利玛窦,历史会给出一个答案的。

 

 

2013年11月10日1点59分
时值徐国栋教授在澳门宣告中国罗马法与共同法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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