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法史年会与上海人
徐国栋

我出生在一个小城，只听得上海的大名，与上海人无缘，上海人对我无所谓好坏。1978年进大学后，见到了真正的上海人，对他们只有扎堆讲上海话，不管旁人是否听懂的印象。但关于上海人的坏话不断传入耳中，有如小气、好穿、亲戚争财产刺刀见红之类，让我对上海人敬而远之。

在江西大学执教时，对面住的就是上海籍的林老师，瘦瘦的，戴眼镜，贵州当知青出身，回不了上海，来了靠近上海的南昌。他教外语，拖着一个小男孩，爹妈一块当，每天捅炉子做饭，扎扎实实，勤勤恳恳，我对他挺佩服的。我对上海人的印象有所好转，不过他证实了外间对上海男人热衷家务，不好干大事的说法。

第二个与我抵近接触的上海人是我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接触到的何光沪。他很有名气且雅致，11平米的博士生宿舍住着他一家三口，还摆着一架为女儿买的钢琴。时常有悠扬的琴声传出。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在一起共同为国家的命运奋斗，相知日深，成为朋友。一次交心，我说，要不是你名字中有一个“沪”字，我们可能更早就是朋友了。他回说，上海人里面也有好人嘛！看来他知道外间不利于上海人的传说。

司法部5个政法学院，四个属于一类，也可称为内地类，大家一见，彼此差不多，好沟通，惟独华政自成一类，属于海派。内地类的见了海派类的，有些紧张，不知平时的相处方式可否管用？在我的经验中，两个类别间的文化冲突是有的。我有点嫉妒地发现华政的人用的英语教材是原版的New Concept（简称New con），我们用的是国产的Advanced English，而且华政还有一个叫做西餐社的学生社团。华政在待人接物上也现代。有一年我在华政培训两周，全部自助餐，不像内地院校开会大吃大喝，赞赏之余有遗憾：尽管组织经费大大的有，但餐桌上并不供应酒，尤其是烈白酒。后来我发了牢骚，引来了酒。许久欠酒，一喝竟然醉了，在庄周蛱蝶中离开上海。而我那次从长江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它的十里港口的宏大气势给了我强烈的印象。

以上是我在2000年加入外法史研究会时对上海人的几乎全部认知。这个时候的学会已经是上海人何勤华教授掌舵，下面办事的是一批上海人，我有点担心自己跟上海人处不好。首先跟我打交道的是学会秘书处的人，如李秀清、陈颐。几次年会开下来，发现前者美丽、高效、内敛。后者内秀、奉献、老实得近乎木讷。例如沈阳年会，由于参会者太多，辽大准备的论文册不够，两位就命令把华政与会者的收上来，给外校的人用。华政来十几二十人，大多是来做会务的，往往自己连发言的机会都捞不到，颇有出力出钱为他人做道场之势。到了海口年会，竟然是资深的全部歇着，全体给年轻人捧场了，让好发言的我有点突然，后来发现何会长也跟我一样，我就自然了。换一个做法，这十几二十人在何会长的领导下包打年会，其他学校来的人作配合，这并非无先例。我被感动了，心说我要彻底扫除心中的那点对上海人的流言蜚语了，但转念一想，李秀清和陈颐都是浙江人，不算真正的上海人。扫除流言蜚语的事，还得等等。

我等到了观察何勤华教授的机会，他可是上海土著。我看此人当学会会长并无私心，从不藉此拉帮结派以利己，反而以此利人度人。君不见外法史研究会中多少人从出道的毛糙少年成长为有作为的学者，从僻地挪到了北京上海，其中不少借了何会长的力。他开会不请高官贵客，全是学者清谈，说是“自娱自乐”。会后搞旅游也是堂堂真正，心里有旅游这样的人之大欲。跟有这种欲的人打交道，放心！而且他晚上9点睡觉，不搞交际，早5点起床的生活方式也完全是学者的，尽管他当作校长。而且屡屡大肆买书送全体会友，不惜钱，只图个思想传播。他领导的会开下去，外法史的队伍日益壮大，成果多多，已经是此会非彼会了。

我又一次感到要把自己心里的那点骂上海人的话清除了，但转念一想，何勤华教授是上海郊县人，离南京路有点远，不太典型，还是等等再说吧！

我终于等到了傅鼎生这个在上海城区长大的上海人。我跟他大学同学，相知却就在近几年。此人实在，有一年，竟然自告奋勇陪同我这个小同学上海游，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当时他官居县团级，手下可以陪我的年轻人多的是。而且有一次我的外甥女送礼给他，无非是烟酒茶之类的不构成行贿的物品，他竟然躲着不收，还谎称出国了。原来上海人还这么古板！躲送礼躲得这么有板眼！在傅鼎生之后，我就把心里的涉上海前见都打扫干净了，从此以白板之心看上海人。

不过，只有一点前见留着没扫：那就是我西政的舍友郭梦真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经常跟我说的话：不要老想着学日本、新加坡，上海每百元工业产值消耗的标准煤数量比这两个国家都低，学好上海就行了。

2012年1月5日于胡里山炮台之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