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地对待民法典》序言

                                                                                                                徐国栋

       从2002年9月4日到2003年6月22日，我在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当福布莱特访问学者。国外的特殊的一时摆脱了国内事务的环境导致我进入了自己学术生涯中的高产期，其间共写了大小29篇文章，其中英语的两篇，它们是我的两只翅膀，载着我到路易斯安那和波多黎各游学，了解纽约以外的美国以及地方性的学术，其中关于民法典的那篇将发表于本书；意大利文的一篇，它也是俺的翅膀，载着我到南斯拉夫的诺维萨德与中东欧和意大利的罗马法学者相会。文章中大的有3.6万字，例如本书中我研究波多黎各民法典历史的文章；小的仅有1000字左右光景，例如我祭奠谢怀栻老师的文章。离开美国前，我要写福布莱特项目的总结报告（Final Report），一统计，我发现自己在美国竟然写下了这么多的篇什，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由此发生如何出版它们的问题。

       事实上，这些文章中的绝大多数已在“罗马法教研室”和“法律思想网”网站发表过了，并被其他难以计数的网站转载。只是在回国前的三个月，为了怕出版社不待见出版我已在网络上发表过的文章的考虑，洒家才叫“法律思想网”卸下了我的这些文章。尽管如此，我仍不得不承认这个网站是本书中多数文章的催化剂。我相信，如果没有发表欲的刺激，我不会有这么高的生产效率。为了这个我学术生涯中难得的一个多产季节，我要感谢“法律思想网”的那个被广大网友亲昵地称为“阿管”的管理员（我至今不知其真实姓名甚至性别，但我坚信她是女的，尽管她可能是为了避免骚扰声称自己是男的[1]），她与我配合默契，每天早上，俺在哥大法律图书馆的座位前坐定，直接以帖子的形式上传文章，由于时差的关系处在中国的晚上的她很快将其登载于首页，真是在瞬间实现了朝发夕至。一旦刊登，我则在网页上阅读自己的新作，关注访问者的数目，随时注意文章中的错漏并推出新版，“阿管”则替我“以新换旧”。在这种“即写即发即被评论即挨骂”洲际即时互动关系中，我像喝了兴奋剂一样的工作。没有这样的兴奋剂，我不会如此多产，我过去的写作史可证明此点。当然，我还要感谢广大网友对民法典的讨论帖子对我的智力刺激，尤其是葛云松网友，本书中的“认真地点评葛云松对我的批评文章”就是他催发出来的，严格说来是我和他的合作作品。在编辑本书之际，他又慨然允许我把他的文字收入，不在意我们讨论时的火气与“欲置对方于大败而后快”的意气，充分表现了他光明坦荡的为人为学。我与他的讨论导致本书有两个附录：第一是“徐国栋私人收藏外国民商法典目录”，用来证明我在与他的论战中援用的“外国民法典收藏座右铭”并非虚构；第二是“我与葛云松先生就‘认真听中国学者对德国民法说不’一文的后续讨论”，用来更充分地表达双方就论题展开的意见。 以及李军网友，本书中收录的“认真地为民法典起草者请求国士待遇”一文就是他催发出来的。一些踏上学术之路较晚的网友对我的理论的不解也催发了同样被收录于本书的“认真地反思民间习惯与民法典的关系”、“认真地把人文主义的民法观通俗化”两文。远隔重洋、身处各国的网友与我的切磋是如此的方便和迅捷，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网络的威力。

       上述29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两个类型：其一是记载我对美国的大学和社会的观察的文字；其二是讨论正在制定的中国民法典的文字。为了这第二类文字，我要感谢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举办了四场民法典论坛（或许我要更为具体地感谢它们的具体操办者龙卫球教授），每场论坛都邀请民法典起草的参与者就工作中某一方面的问题各抒己见，并迅速将这种联合讲座的纪录稿发表于“法律时评网”和“法律思想网”，使我这样远在海外的人能及时看到并做出反应。没有这些“论坛”的催化，我不会投入如此多的脑力思考民法典问题，其结晶是本书收罗的11篇文章。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标题上都嵌有“认真”二字，这是写作第一篇开始就有的安排：打算把数篇文章写成一个系列回国后结集出版。为此，设想了一系列的题目分头写来。至今，只有两个题目未完成。其一是“认真地治疗民法典讨论中的疑难杂症”，打算分析一些网友一听到中国人能搞出好的民法典就伤心欲绝、跳脚大骂的问题；一听到李鹏委员长喜欢搞民法典就怒气冲冲的问题等；其二是“认真地评论学术条件不成熟论”，打算批驳一些持“民法典制定条件不成熟论”的网友。现在不打算写它们了，放弃“其一”的原因是得罪人太多。在民法典讨论中，我发现利益深深地渗透到了学术讨论中，如果主张损害某些人利益的学术观点，后果十分严峻；放弃“其二”的原因是我过去之所以主张制定民法典的学术条件已经成熟，是为了给民法典起草鼓气，并强调可以外国的民法典学术资源补我国相应资源的不足。现在民法典起草热已经过去，到了冷静地反思这场运动的时候，我可以把心里的我国制定民法典的国内学术资源仍然不足的想法说出来了，而且认为此等不足的原因是学界的普遍缺少“认真”。

         由于上述文章标题中的“认真”的公因子的存在，本书就称为“认真地对待民法典”。这样的安排的实现意味着牺牲了另一个安排：我原打算把在美国写的29篇文章加上要补写的几篇文章以《彼岸随想》的标题结集出版的，由于补写的工作不知何时能做完，再加上民法典文章在这组文章中的分量过重，不那么显示出随想性，于是就把它们单独出版了。耐心的读者可等待《彼岸随想》的出版，由于是有备而写，它肯定比我的《西口闲笔》强多了。

         应该提到本书所收文章中有三篇未冠以“认真”字样。第一篇就是书首的“是三根棒棒还是雄伟石厦，这是一个问题——《绿色民法典草案》序言”。其实，该文与“认真”的距离一点也不遥远。我国在1949年后长期处于无民法典的状态，一反中国历朝在开国之初为自己修典的传统，我认为形成如此局面的原因就是缺少一点对待法治的“认真”。在从开国至今的54年中，我国并非没有民事法律，没有精致系统的民事法律而已，形成法律的“三根棒棒”风格，导致今天我们要用“雄伟石厦”式的法律来取代它，后者相较于前者，不过是多了一点“认真”而已。因此，用《绿色民法典草案》的序言来做本书的开篇，可以起到昭示全书灵魂的作用。

         第二篇未以“认真”冠名的文章是英文的“Structures of Three Major Projects of Civil Code in Today’s China”，它是我于2003年3月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土伦法学院（Tulane Law School）访问时用的讲稿，同年5月在波多黎各大学法学院访问时也用过，是对美国人介绍我国民法典起草动态的文字。在上述两个有悠久的民法典传统的地方讲一个古老国家最近想起要搞民法典，感觉很不好，因为我们显然“认真”得太晚了。这篇文章谈不上有多少学术价值，情报信息而已，为了把在美国写的同类作品结集的目的将其收入本书。

        最后一篇未冠以“认真”二字的文章是“孤星下的民法典——波多黎各民法典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我在2003年5月在波多黎各大学法学院两周工作的纪录，反映了一个古老的民法典法域的人民正在“认真”地重订自己的民法典的现实，完全可以作为另一个正在制定自己的民法典的古老民族的借鉴，因此，此文尽管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无直接的关系，也被我收入本书。

        本书所收的“认真地反思第四次民法典起草的组织方法”是我在美国写的最后一篇关于中国民法典的文章，写作它是履行《法律科学》的稿约，因此，它没有先发表于网站的经历。完成此文后，我只有24天就回国了。我把这24天用来认真地收集资料。一是收集纸质的资料，这方面的收获是我买了一个立方的海运空间托运我的图书资料回去；另外还有50公斤多随身行李（绝大多数分量是书和复印资料），以至于在火奴鲁鲁机场差点因超重被罚款；二是收集电子文本的资料，通过Lexis-nexis实施这一工程，其收获是把我的笔记本电脑上的硬盘空间用得差不多了。但我觉得还是有太多的宝藏等待我去开掘，感到时间的不足。美国学术文献的丰盛让我反思自己时间利用的合理性：在到美国的头几个月，我把自己的宝贵时间用于上中文网，用于写为数不少的与自己的“普通法方法论背景下的美国民法典研究”的福布莱特项目无关的中国民法典文章，这是否值得？最终我做了“值得”的回答，因为我们在国外做研究，收集资料，最终还不是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服务吗？本书如果能为我国民法典的正确制定起到一定的参谋作用，我为它花费的时间就价值非凡了。

       2003年6月28日回国后，我通读了本书收录的全部文章，根据认识的提高做了补充和修改。补写了“认真地透析《绿色民法典草案》中的‘绿’”一文。但全书文章除了较晚写成的外，还有较重的“随想”痕迹，表现为不像正式论文那样全面做注释；笔调比较嬉笑怒骂。这些正是网络文章的特色，前一“痕迹”产生于身在国外的缺少大量参考书的环境中，也是高的写作速度之由来，如果像在国内写作那样引经据典，这些文章中的许多可能就胎死腹中了。基于这样的特定产生环境，我除了在特别需要的地方补充了注释外，决定保留这些文章初生时的样貌，但所有的重要事实和数据都根据我现在的知识水平做了核实。

       写完本序，我有一种生完了孩子的母亲的喜悦，并期待着我的另一个孩子《怎么办——中国民法典起草重大问题深思》的诞生。

                                                 徐国栋

                  2003年7月25日于武夷山饮二代大红袍名茶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