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民法典”鸣谢

编纂一部民法典非常难，因为它是对丰富和变化莫测的人生的捕捉和固化，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项超乎人类的能力的工作，因此，优士丁尼在其法典编纂完成后说自己得到了神力的帮助才完成使命，而英美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放弃法典编纂也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一任务超越的人类的能力。也由于这一任务的难度，安德雷斯·贝略为编纂《智利民法典》花了20几年的时间……由于这些历史先例，1998年我在《法律科学》上作出在3－5年的时间内完成一个民间的民法典草案后，我一直感到这一诺言对我的压迫以及沉重的的工作对我的折磨。但到今天，这一工作终于完成了。我不敢声称自己得到了上帝的帮助，但我可以明确声称，我得到了如下肉体凡胎的人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几乎无法完成这一我力所不逮的工作：

首先是徐涤宇和薛军，他们分别翻译了《智利民法典》和《埃塞俄比亚民法典》这两部世界级的优秀民法典作为编纂本民法典草案的基础性材料。这两部译稿对加快我手中的工作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读者可以发现，本民法典草案的许多制度都以这两部民法典中的相应制度为蓝本。如果说徐涤宇是按照我的安排为编纂本民法典草案而翻译《智利民法典》的，那么，薛军则是在我专门为他安排的工作之外自发地翻译了《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因此，他对完成这部民法典草案作出了额外的贡献。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薛军还按照我的要求为本民法典草案的条文编码方式作出了特殊的设计。该方法以4个数字定位任何一个条文，力图表现本民法典草案的开放性。后来由于本草案增加了“题”的结构层次，考虑到要用5位数定位任何一个条文不利于人们援引本草案，因而我放弃了薛军确定的条文编码方式，但我们必不得遗忘薛军已经做了的工作。

2002年元旦过后，本民法典草案的编纂进入了关键的收口时期，杨垠红此时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她协助我做了大量的统稿工作。尤其在同年的暑假，当我可以抛开教学全心全意地进入草案的编纂之时，杨垠红与我一样进入了全心全意的状态，此时郭惠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可以这样描述她们：我与许多人共同工作过，以想我之所想，急我之所急而论，没有谁能比得上这两位女将，她们帮助我熬过了最困难的时光。只能用“死党”一词来描述她们与我的合作状态。我对她们充满感激。

当然，我必须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它是本民法典草案的恩主，因为它把本草案设定为该部的科研项目并提供了2万元科研经费。各国民法典草案的当然主持者都是该国的司法部，因此，从民法典编纂史的意义来看，我们受司法部委托编纂绿色民法典草案，与福雷塔斯受巴西司法部委托起草其著名的《民法典草案》，性质是一样的。在这种历史比较的诱惑下，我怀抱这样的希望：司法部把我们编纂的这一草案在组织专家进行修改后，将之作为自己的民法典草案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在与其他来源的草案的竞争中考虑是否将其作为未来的中国民法典的基础。

我还要感谢本草案的责任编辑社科文献出版社的路卫军，在2000年的夏天，他找上门来要就我们的民法典草案的出版订合同。渴望自由的人们都不愿受合同的约束，但路卫军的执着使我不得不屈从于合同的权威，然而我还想在期限上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回旋余地，从1年交稿讨价还价到1年半。然而，1年半过去后，我不得不每隔两月请求一次延期。两次以后，路卫军就不摧我了，以致于我在本草案完成后要他确认我们的合同是否仍然有效，当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路卫军告诉我，不摧我是为了避免造成我的压力。对这位编辑，我一是感谢他给我套上了轭，不然，我不能担保我能完成这一可以说是宏大的工作，因为科研项目的获得者头一低、脸一红赖账不完成的先例是不少的，我几乎在向往成为这样的赖账者了，是路卫军的合同阻止了我如此。当然，套上轭的滋味是很不好的，一旦解脱了它，轭在颈上的滋味就成了美好的回忆。我还要感谢他的是最后他没有摧我，因此我在按日计量的工作中没有乱了方寸，否则难免出现问题。

最后我要感谢一位本草案的局外人上海大学法学院的刘小楠。在我定好于2002年9月4日去哥伦比亚大学当福布莱特访问学者的当口，素不相识的她自告奋勇地担任了帮助我在纽约找房的任务，并且最终帮我找到了现在的只带随身衣服就可以入住并生活条件优越的哥大宿舍，使我免去了在最紧张的日子里还要花时间在纽约联系找房的消耗。说实话，本草案的主体部分是在2002年9月2日的中午完成的，而我在9月3日早上就启程去北京转途纽约了。少一天就不能完成这一工作，拖下来的后果不堪设想。然而，我原定是9月1日去美国的，由于重复订票的原因才改在9月4日走，正好多了好几天宝贵的工作时间能恰好完成工作。谁能担保这样的变故中没有超自然因素的干预呢？

在肉体凡胎的人之外，我要感谢按照本民法典草案的标准不能作为主体的惠泉牌啤酒。由于工作的繁重，我在2001年5月的期间感到身体严重虚弱，以致于上楼吃力，此时，一直怕胖的我感到保命要紧，于是开始成箱地购买惠泉啤酒一天三饮（中午、晚饭和临睡前），效果是好的，我虽不能进入我平时经常保持的“劲板板”的状态，却也能做到体力够用，没有疲劳感。最终的结果是喝了十几箱，然而我也没有变胖，而是瘦了许多。

民法典草案的完成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既然颈上的轭已经除去，我决意要做一个东海闲人，闲的标志是登尽厦门乃至福建的大小山头，每周一山。回国后，周末我是绝然不会工作了，肯定要用来登山，以便能珍惜自己的生命，活到中国民法典从制定到成熟为活法的那一天。

站在纽约的晨边高地望福建，一眼看到大小山头百多个，够我爬哦，嗬嗬！

                                                                           徐国栋   

                                                               2002年9月15日于纽约曼哈顿晨边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