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民法典》译后记

    对于中国的法学者来说，南美只是一块遥远而神秘的陆地。遗憾的是，这片土地在中国法学界已被有意识地遗忘，这一结论可从学者们在外语语种的选择上表现出来的集中性以及拉美法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的事实得到验证。

《智利民法典》的翻译，是在我尊敬的老师徐国栋教授安排下作为中南政法学院民商法典研究所的一个翻译计划而进行的，它同时也是介绍并研究拉美民法典的一个开端，其目的就是使中国民法典的制定真正建立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基础之上。如果本法典的翻译能促使中国法学界在适当的程度上将目光投向那块不应被完全遗忘的大陆，那么也就是译者最大的欣慰。

    事实上，在欧洲和南美，学者们普遍承认智利民法典在拉美具有法国民法典在欧洲的影响，这正如德国法学家所说的那样，“尽管该法典多以法国法为模式，然而它却和阿根廷民法典的编篡一样体现着南美立法风格最为独特的和最具本色的成就。”[1]而不为中国学者所知的其他一些西方著作也对该法典颂扬有加。例如，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EDWIN M．BORCHARD作如此中肯评价：“智利民法典尽管大部分地继受了法国民法典和其他的大陆民法典，但它在许多方面具有原创性并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法典更完善。其原创的对国民和外国人一律平等的观念，比意大利民法典提前了10年。智利民法典全部地或部分地被大多数的拉美共和国接受，在厄瓜多尔、哥伦比亚以及中美洲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尼加拉瓜，它几乎是被逐字逐句地继受。”[2]而著名的比较法学家PIERRE ARMINJON、BORIS NOLDE和MARTIN WOLFF指出：“其技术是完善的；它所有的规定明晰、符合逻辑并前后一致；安德雷斯·贝略可以理智地被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立法者之一。”[3]1952年在巴塞罗那出版的《法学新百科全书》则指出：“智利的民法代表了民族构造的努力，这非常值得注意，因为面对许多南美国家所采取的仅仅紧随外国立法的态度，立法者们却力图颁行一部原创性的法典。在它的编篡中，安德雷斯·贝略的地位是突出的，他花费许多年致力于此项工作。遗憾的是，这部法典因其作者未获得一个伟大的立法者有权获得的承认而很少被了解。”[4]

    智利民法典的另一个特点是它语言的精炼和优美，这其实和他的作者是一个杰出的语法学家 、哲学家以及诗人有密切的联系。在智利，许多法学家认为他们的民法典在语言风格上甚至可与法国民法典相媲美。也正是由于智利民法典的这种风格，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经常感觉到用词方面的力所不逮。

    应该向读者交待的是，本译本是根据1989年的版本翻译的，而智利民法典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历经修改。但是，这种修改是在维持其原貌的基础上进行的，它的篇章结构和条文数目仍然未作改动，这也许和法典当年就具有的先进性有关。

最后，我在这里要套用所有后记都要用到的但又是必不可少的格式，向所有给予我帮助的老师和朋友表示我的谢意。尤其对于我最尊敬的徐国栋老师，我想我最重要的感谢方式应该是这本中译本的最后成稿；此外，如果没有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的桑德罗·斯奇巴尼教授的帮助，没有哥伦比亚开放大学校长、哥伦比亚原司法部部长、最高法院原大法官费尔南多·伊内斯特罗沙教授的友好邀请以及为我提供的各种便利，我就不可能在一个西班牙语国家获得对一个译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语言上的和资料上的帮助，对此我谨致以崇高的敬意。当然，对于我在哥伦比亚期间为我提供各种直接帮助的同仁们，除对他们心存深深的感激外，我还会珍藏并时时回忆那一份份温馨的友情。

                                                  徐 涤 宇

                                          1998年9月10日于武昌茶山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