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里蒂法所有权（ dominio ex iure quiritum ）已经死亡

——罗马法中的 dominium 和 proprietas 是一回事吗？

（阿根廷）Norberto Rinanldi教授 徐涤宇译

 

一、迄今的观点 .

　　所有研究罗马法的学者（我把那些其著作通常在我国得到利用的学者归入此类），一般都不对 dominium 和 proprietas 作出区分，他们把两个术语当作同义词使用，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西班牙语之继受词“ dominio ”和“ propiedad ”中。

　　本文的目的就是研究 propiedad 和 dominio 在罗马人看来是否为同一事物。

　　一般来说，本主题也未被过多重视，这也许是因为人们认为，就现代法（依愚见仍然是罗马法）的效果而言， propiedad 和 dominio 事实上是同义词。

　　我承认现代法上 propiedad 和 dominio 是同义词这一命题是成立的，尽管我基于心理学的和历史的理由对此存有某些顾虑。首先，某物的“主人”（ dueño ）和“所有人”（ propietario ）是否被感觉为一回事？显然，会有人说在两种“感觉”之间不存在差别，就此而言，两种感觉可能只是立基于各种纯粹语言学词典乃至法律词典。但是，成为“主人”不是比成为“所有人”具有更多的意义吗？我可以说“就做我所想做的而言，我是主人”，但不能说“就做我所想做的而言，我是所有人”，如果这样说了，就不具有任何意义。 因此，如果 propiedad 和 dominio 是同义词，并由此导致 dueño 和 propietario 也是同义词，那么其理由是什么？在本文中，我认为我们应对这两个概念对罗马人而言可能亦非同义词作出研究。我们开始吧！

 

二、一点历史

　　罗马人起初没有 dominio 的概念，而只有这样一种观念：对特定的、单个的物行使特定权力所具有的非常具体的资格（他们不说“我是这个东西的主人（ dueño ）”，而是说“这个东西是我的”）。1 dominio 的观念是一种抽象，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它经历了一段时间，并且是在共和晚期或古典法初期得以具体化。

　　Dominio （所有权）来源于 dominus （主人） ，如同领主权（ señorío ）来源于领主（ señor ）。因此，如果没有行使所有权的“主人”（ dominus ），也就难以想象 dominio （所有权）的存在；而且，既然早期的罗马人并未进行理论上的阐述（他们一般从未对法律问题进行理论探讨），他们也就不需要对具体事物加以抽象。他们非常清楚主人是什么以及其权力有哪些。

　　人们若认为那些罗马人处于没有所有权的状态中，那似乎不可能，因为没有“主人”才没有所有权。

　　早期的所有权是对某物或某人的一种具体支配，其行使者为族长（ patergens ）。后来，当氏族（ gens ）解体时，这种支配由家父执掌，它针对家庭的全部，也就是说，包括构成家庭的财产和隶属者（家子、奴隶、马等等）。 ２ 家庭的有生命的附属者“服从”主人，而主人则是被服从者或应被服从者。 ager （耕地） 很明显也是在“服从”（生产果实）。因此，家父和其整个家庭的关系就是服从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是没有限制的，因为父权是无限制的。

　　这给人的印象是， propiedad 在罗马是一个经济 - 法律的概念， dominium 则就权利人对某物的支配而言具有主观意义。 ３

　　不管主人的支配权在当时集中为 manus 、 mancipium 还是 potestas ，显然起初存在着一些被其他个人、物和动物服从的人（主人）。当这些主人不得不移转其对那些个体、物或动物的权力时，他们只能通过要式买卖（ mancipatio ）为之；如果他们在他人主张支配权时而必须利用其支配权，那么这种 mancipium 在法律上被赋予返还所有物之诉权（ reivindicatio ）， ４该诉讼属于法律诉讼（ legis actionis ）制度，在诉讼中请求返还之人确认“这东西根据奎里蒂法（ ex iure quiritum ）是我的”。 主人并不对自己说：这东西根据奎里蒂法是我的。 ５

　　dominio 当时是一种权力而非权利 ， 是一种事实关系而非法律关系 ， 因而它仅因他人的行使这一单纯的事实而消灭。当时不可能存在双重所有权，也不可能存在共同所有权。

　　正如家父权是绝对的、无限制的，根据《十二表法》它一直延续到家子死亡之时，（而不可能是其他形式），产生于家父权的也是无限制的。我们不得不认为，直至共和发达时期，在罗马人的推理中并不存在关于所有权（ dominio ）的抽象观念，但毫无疑问，在其推理中存在着关于主人和权力的具体观念，因此，也存在对其物进行任意处分的具体观念，甚至在他的东西是家子时可以杀害之。在现代，我们以为，如果我们是一件羊毛衫的主人，我们就可以把它用作拖地的抹布，或者烧毁之。那么，我们是否也以为，如果我们是一套公寓的主人，我们就可以把它用作为猪圈或烧毁之呢？是不是我们是该羊毛衫的主人（ dueños ）但只是该公寓的所有人（ propietarios ）呢？

 

三、土地（ AGER ）

　　现在，我们应该提及罗马人适用的土地制度了，在构成城邦土地的罗马土地（ ager romanus ）中，显然有公地（ ager publicus ）和私地（ ager privatus ）之分。

　　私地绝对不可侵犯，它不得承受税收、地租、负担以及任何捐税，只有罗马市民可以对其行使奎里蒂法所有权。然而，也是在罗马土地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于私地的所谓公地。正如其名称所显示的，公地是整体上归属于罗马人民的一切土地或田地，而不管其原因是原始取得，还是在罗马建城之时被确认的（例如罗马城内的街道以及房屋之间的空地），抑或是出于后期征服的目的。这样，所有处于罗马城邦范围之外但位于后来罗马帝国境内的土地，都是公地。

　　对于公地，不得行使奎里蒂所有权，因此，任何人不得占据罗马城的街道。凡属于罗马人民的东西，均不得成为私人占据的对象。我们不能说，是罗马人民对公地行使奎里蒂所有权。

　　后来，随着罗马霸权范围的持续扩张，实际上一切属于罗马帝国的广袤土地都成为公地。于是，由于其地理位置和罗马人把这些土地纳入其疆域之前所适用的制度，使这些土地的法律制度具有了不同的特征。

　　在意大利境内，受所谓占据地（ ager occupatorius ）制度调整的土地具有重大意义，这些土地被有偿地或无偿地（也就是说必须或不必支付地租作为对待给付）授予给私人，并且，尽管它们可以成为继承权的对象，但其用益和享受可随时被收回。这些土地基本上是指那些罗马初期任一贵族为农牧业的目的而可以占据的土地，它们后来成为格拉古时代农业改革所针对的对象。在公元 2 世纪末，随着改革目的受挫和其推动者的被谋杀，这些土地转化为分配地（ ager asignatus ），亦即有完全所有权的土地。 ６

    有必要以单独的一段来谈谈在法律制度上被命名为纳税田（ ager vectigalis ）的那些土地，这些土地在行省地域由私人用益但须支付地租。起初它们被授予 5 年期限，后来则转化为永久的形式，尽管它们始终可被收回。被称为“私的纳税田”（ ager privatus vectigalisque ）是纳税田的一种变化，它们在很少的情形也适用于意大利境内，它们决定了只要规定的地租被支付，授权就不可被撤销。尽管它们被给与“私的”名称，但有偿和最终（ in extremis ）可收回的特征显然使其区别于那些我们将其认知为私地的土地。

　　当罗马人征服了那些后来纳入行省范围的土地时，他们就经常把土地留给最初占据者，只要其支付赋税或地租，从而形成一种独立于纳税田的制度。

　　为突出本文的效果，最重要的是这些土地由一种制度所规范，根据该制度，占有人并不转化为奎里蒂法上的主人，因为他们不得主张时效取得，因此主人只能是罗马人民，他始终使土地处于其支配之下。 ７

　　现在应该提及 —— 我们也将在后文中回到这一问题 ， 意大利之外的土地和该半岛的土地所涉及的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别 ， 在戴克里先皇帝对半岛土地无论如何都课征赋税时消失了 ， 即便这些土地属于分配地。于是，从公元 3 世纪末开始，所有曾经属于罗马人民的公地转化为该皇帝行使统治权的赋税来源尽管。尽管如此，私地却不用支付租税。成为一块被视为私地的土地的主人，和成为另一块被视为公地的土地的主人，是否一回事呢？

　　根据盖尤斯《法学阶梯》第 2 编，对于行省土地，显然只能进行占有或收益，因此，根据反面判断，不可能存在所有权。 ８

                                   

四、阿根廷民法典中的有关问题

   

　　阿根廷民法典在这一问题上追随由 Aubry 和 Rau 构建的法国学派的路线， Aubry 和 Rau 的表述是：“所有权（ propiedad ）在 dominio 这一单词的本来意义上表述了法律权力的观念，它是某人对某物最完整的法律权力，它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权利，依此权利，某物绝对地、排他地由某人的意志和行为所支配。” ９正如可能受到的评价，就其甚至允许物的毁损这一点来说，该修辞采用了可能和罗马人的“奎里蒂法所有权”之观念相对应的定义。 １０

   20 世纪下半叶制定的所谓第 17711 号法律 １１，改变了 Velez 所遵循的极端标准，取代了第 2513 条的第二部分，开始承认为保护第三人的私益而对所有权课加的一系列限制。相应地，整个第三编第六题专门规定了因公共利益而对所有权课加的限制。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断，在 Velez 的作品中，所有权本身就承认那些使其远离“奎里蒂法所有权”（ dominio ex iure quiritum ）之概念而接近 proprietas 之概念的限制。

   所谓第 17711 号法律的改革引入“权利滥用”理论，强调所有权的限制，从而符合当代关于所谓“所有权之社会功能”的社会连带主义哲学和基督教标准。 １２

   尚未被国会通过的 1998 年民法典草案把所有权的概念重新定义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某物享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之权能的物权。”正如它可能受到的评价，该定义沿用了对所有权范围进行限制的路线，并承认其行使受到限制。

 

五、结论

　　至此，已经很清楚，奎里蒂法所有权承认其渊源于家父权，并且，该具体权力嗣后的抽象就是后来逐渐被认知为 dominio 或 proprietas 的那种东西。同样，术语 proprietas 显然最终被用以指称对某物可得行使的物权，尽管它已经不是一种绝对的权力，而是一种包括支付任何形式的赋税在内的附有适当限制的权利。尽管如此，对于家父针对组成其家庭的个人、物和动物而享有的权力究竟是什么，我们仍存有疑问。他也支付租税吗？其所有权也有限制吗？显然不是这样的。

　　罗马人认为自己是那些完全地、无瑕疵地和确定地处于其意志之下的东西的“主人”；相反，他拥有那些由他“所有”（ propias ）的物，他不得不为这些物面对义务，例如支付租税，或不得无限制地使用或享用之。在我看来，罗马人认为自己是那些无需承受负担而归属于他的东西的主人，例如，我是我的羊毛衫的主人，我可以毁损、焚烧之，也可以把它作为拖把或用以御寒；但池塘的“所有人”（ propietario ）感觉不如池塘的主人，他必须为池塘支付赋税，由于我认为自己是我为其支付赋税的小车的所有人，所以我应该维修它、购买保险且不丢弃它。 １３

　　在结束本文时，我提出，在现代法（依愚见不过是现代化的罗马法）中，把 propiedad 和 dominio 作为同义词使用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基于西方世界中有效的哲学和政治原则，所消失的是罗马人所拥有的而被我们认知为“奎里蒂法上的”所有权之旧概念。

　　只有在某些价值甚微或者不具任何经济价值的个人使用的动产（是财产抑或仅仅是物？）上行使的权利，还遗留着 罗马人旧概念的异味，例如我会在几分钟的时间内毁弃本文的稿纸。

　　今天，一切形式的所有权，甚至所有的权利，都要服从法律制度为保护某种将各种价值置于公共利益之下的秩序而课加的限制。

 

 

 

 

 

1西班牙教授 Armando Torrent 勾勒了一个观念，认为 propiedad 针对的是物， dominio 则描述的是一种状态，该状态的视角考虑的是主人而非物：“所有权（ propiedad ）居于物权之首，但是所有权在古罗马一开始就是物权的说法极不正确，因为罗马人自己起初并未按照所有权的概念操作，而是混淆了该权利和物之本身。作为物权的所有权概念是在罗马法学家经过广泛的概念努力后形成的，他们以现实为基础，尤其是以那些所有权人在其上享有支配性权能的物为基础。但是，主张某物的人，起初并不说该物由其享有所有权，而只是说该物是他的；所有权的抽象概念和对物之本身的持有被混淆了。”

TORRENT, Armando: Manual de Derecho Privado Romano . Zaragoza, 1995, pág. 247 y sig.

2 “罗马法学者一致认为，原初并不存在和所有权观念相对应的概念和法律状态，但毫无疑问，广泛的家庭权力中确实存在该概念的内容，以至于其历史演变被回溯到家父权的权力中去寻找，试图抽离某些能获致所有权的记号。 TORRENT, Armando: opus cit. pág. 247 y sig.

3 “在这种意义上， propiedad 是一个经济 - 法律的概念，与其相对的是 dominium 的观念，它就权利人对某物的支配而言更指向一种主观意义。 ” TORRENT, Armando: opus cit pág. 247 y sig.

4 "Correlativamente, mentre al tempo della l.a. sacramento in rem il processo era vinto da quello dei due contendenti che riusciva a rendere più degna di fede agli occhi del giudicante la sua affermazioni di essere proprietario del bene (in pratica da quello che dimostrava di avere sul bene un diritto più forte dell'avversario), al tempo invece dell' agere per sponsionem e della formula petitoria il processo era vinto o dall'attore, che riusciva a dimostrare di essere il vero proprietario del bene, o automaticamente dal convenuto, in caso di mancante, insufficiente o non convincente dimostrazione da parte dell'attore.-"

PUGLIESE, Giovanni: Istituzioni di Diritto Romano. Terzo Edizione, Giappichelli Editore. Torino, pág. 447.-

5 "La nozione base della proprietà continuò nel periodo preclassico e classico a essere quella della "appartenenza". Vi era un legame tale tra bene (" res ") e persona che questa poteva dire "suo" il bene e più ampiamente poteva dire di avere il bene (" eum habere dicimus qui rei dominus est " -diciamo che "ha" colui che è proprietario del bene: Ulp. D.45,1,38,9), di acquistare il bene, trasferire il bene, perdere il bene, volendo significare che aveva, acquistava, trasferiva, perdeva la proprietà del bene. Lo scambio, qui esemplificato e altre voltre ricordato, tra res e proprietà della res aveva la sua origine in questo legame di appartenenza. Coerentemente nell' intentio della rei vindicatio formulare (" per formulam petitoriam ": Gai. 4,91) si enunciava nella consueta forma ipotetica l'appartenenza della res all'attore secondo il diritto dei Quiriti (" si paret hominem ex iure Quiritium A.Agerii esse " -"se risulta al giudice che lo schiavo è di Aulo Agerrio [appartiene ad Aulo Agerio] secondo il diritto dei Quiriti": Gai 4,41).-"

PUGLIESE, Giovanni: Istituzioni di Diritto Romano. Terza Edizione, Giappichelli Editore. Torino, pág 446.

6 意大利罗马学家 Feliciano Serrao 所做的分析特别重要，以下为所摘的基本段落。应指出的是，该学者所做的分析与其说是法律的，毋宁说是政治的和经济的： "Pertanto i problemi economici fondamentali di fronte ai quali si trova la società romana dai rpimi decenni del V secolo sino alla fine del IV sono due: il problema dell'occupazione, possesso e sfruttamento della terra, ossia quello che complessivamente possiamo indicare come problema agrario, e il problema del credito, che si intreccia e si confonde con quello delle forze di lavoro.-

Gli agrimensori romani tramandano, e sulla corrispondenza della notizia alla veritá storica non sorgono dubbi, che, secondo un costume antichissimo, l'ager publicus , cui lo stato non avesse dato una diversa specifica destinazione (ad es. Pascoli comuni, assegnazioni, saline, aree e boschi riservati ai templi o ai culti ecc.ecc.), potesse essere occupato da ciascuno nella misura in cui potesse dallo stesso coltivato (... qui an ipso possidente coli posset ).-

In un secondo momento, in seguito all'espasione del territorio man mano confiscato alle popolazioni assoggettate, fattasi maggiore disponibilità di ager , il più antico costume si transformò nell'altro secondo cui ciascuno potesse occupare non solo l'estensione di ager che poteva coltivare, ma tutto quell' ager che aveva la speranza di coltivare.

Il primo costume corrispondeva alle esigenze di una società in cui ancora non si era determinata una netta differenziazione di classi e ad un periodo in cui il territorio della cità non doveva essere molto vasto in proporzione alla popolazione. Tale dovette essere il quaqueadro economico-sociale della primitiva federazione gentilizia in cui l'unica categoria di persone soggette, la clientela, si trovava all'interno di ciascuna gens .

Il secondo costume dovette invece affermarsi in un'epoca in cui la disponibilità di ager era aumentata e in una società in cui era ormai emersa una forte differenziazone di classe. Il principio per cui ciascuno occupava quanto aveva la speranza di coltivare ( unus quisque... quantum in spe colendi habuerat ambiebat ) portava ad una occupazione secondo un certo arbitrio dell'occupante, che poteva addure come giustificazione obiettiva della sua spes colendi principalmente (o soltano) le proprie capacità economiche, cioè l'entità del suo patrimonio e la possibilità di disporre di forze lavorative (clientela, schiavitù e principalmente semiasserviti di vario tipo - cfr. infra , cap. VIII) già reclutate o che avrebbe potuto reclutare.-

Ma perché ciò potesse avvenire era pure condizione indispensabile che la classe nel cui interesse si era creato il mos avesse nelle mani il potere politico e, di fatto almeno, escludesse dall'occupazione tutti coloro che si trovassero fuori dalla classe dominante. E cosi dovette, molto facilmente, avvenire, data l'inesistenza di una precisa norma (derivante dalla legge o dal costume poco conta) che escludesse esplicitamente i plebei dall'occupazione e dalla possessio dell' ager publicus . Nella concezione politica generale dell'epoca doveva essere radicato e quasi pacificamente applicato il principio secondo cui l'occupazione dell' ager publicus fosse privilegio riservato alla classe politica dirigente costituita dai patres , con la conseguenza che l'opinione pubblica avrebbe cominciato a ravvisare anche nei plebei titolo valido allóccupazione    dell' ager ,   nei   limiti   stabiliti dal   costume, sempre   che   essi   fossero entrati nel senato. Ma ciò, salvo eccezioni e casi sporadici limitati ai pochi plebei eletti tribuni militum cons. pot . Nel periodo 444-368, si verificherà con una certa ampiezza solo dopo la reale partecipazione dei plebei al consolato, a partire dal 366 a.C..-"

SERRAO, Feliciano: Diritto Privato. Economia e Società nella Storia di Roma. Prima parte Jovene Editore. Napoli. 1984 pág. 150 y ss.

7 著名学者 Arangio Ruiz 用“准所有权”的概念指称一种不同于“所有权”的状态。我们应能推论，被他称为“所有权”（ propiedad ）的，就是被我们界定为 dominio 的东西；该意大利学者坚持认为，为了保护“准所有权”，赋予了一种类似于请求返还所有物之诉的程式，但它并非纯粹的所有物返还之诉，此时，上述状况显得愈发清楚。

“ dominium 的名称不适用于这种领主权的形式：盖尤斯（《法学阶梯》 2 ， 7 和 passim ）试图更好地表述其内容，他仍然再次提到关于公地之各种法律中的术语，这些法律谈到‘拥有、占有、使用、享用和允许'（ habere possidere uti frui licere ）；因此，他说，在公地中‘只能拥有占有和用益'（ possessionem tantum vel usumfructum habere videmur ）。可以肯定的是，除税负的限制之外，我们在这里获得了一种近似于所有权的制度；在由元老院行省总督颁布的告示中，如果贡赋地被主张（ ager stipendiarius petatur ），则在所有物返还之诉项下产生另一项目，在该项目下，应该赋予一种类似于请求返还所有物之诉的程式，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此管辖中，所有其它保护土地所有权的诉讼都应适合于该准所有权；皇帝行省的长官在非常审判（ cognitio extra ordinem ）的案卷中做了类似的规定。”

ARANGIO RUIZ, Vincenzo: Instituciones de Derecho Romano- DePalma, Buenos Aires, 1973.-

8 Zaragoza 大学的 Lozano Corbi 教授提到盖尤斯的表述（接下来将引用）。值得注意的是，当说到“所有权”（ propiedad ）时，他把它理解为矛盾的概念，并把它列入 dominio ：“在罗马文献中，并未对所有权进行明确的或直接的定义。盖尤斯在《法学阶梯》 2 ， 41 中把 dominio 隐晦地定义为‘……对物的完全权利……'（‘……在完成时效取得后，你就取得了对该物的完全权利……'），亦即奎里蒂人的所有权。尽管盖尤斯把 dominio 说成对物的‘权利'，但在许多经典文本中，所有权（ propiedad ）并未被抽象地理解为无体物。确实存在一种把物和所有权等同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即使在后古典时期也未绝对地取得支配地位。在罗马对 dominio 进行组织的制度，事实上就是在所有权（ propiedad ）制度中赋予有体因素以首要地位。这一点特别是在所有权的取得方式即交付（ traditio ）中得到遵守，交付适用于古典时期新商品经济特有之物，和罗马古代农业无关。这些物就是略式物（ nec 是否定词，可以被确认为‘不需要通过要式买卖'）。物和权利的等同使两者被认为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即形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由此， 为了理解所有权（权利）的移转 ， 也应该向取得所有权的人交付有体物。没有进行有体的交付，（在罗马人的具体思想中）就不认为所有权从一人移转至另一人。由此，基于买卖或其他旨在移转所有权的适法行为，而由一方当事人作出的旨在不再成为所有权人的 单纯同意 ， 以及由他方当事人做出的接受成为新所有权人的单纯同意， 不构成一种“取得方式” ，因而不能移转所有权。

在罗马人的观念中，移转人应赋予取得人对移转之标的物的有体处分，以便依法把取得人视为新的所有权人。”

LOZANO CORBI: Historia e Instituciones del Derecho Romano. Mira Editores. Zaragoza, 1999.-

9  转引自： Mariani de Vidal, Marina, Curso de Derechos Reales 5ta edición Víctor de Zavalía Buenos Aires, 1998 Tomo I pág. 272.

10  在 Velez Sarfield 起草的民法典第 2513 条的注释中，立法者显然不仅仅赋予所有权以“对物的使用和享用”、“处分和利用”的权利，同时也赋予其改变性质乃至毁损的权利。这一立场当然和 19 世纪末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理论的盛行相一致。

11 把它视为“法律”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是由一个事实上的夺权政府颁布的，因此它可能是一项“政令性法律”；然而，由于它采用了合宪性法律的连续编号，所以习惯上把它称为“所谓的法律”。

12 在 1961 年 5 月 15 日教皇胡安八世的通谕“ mater et magistra ”中被确认。

13 我对 dominio 和 propiedad 之概念差异所坚持的立场 ，在 Pugliese 的前引著作中也清晰可寻，他说： "All'inizio del sottoperiodo classico si diffuse l'uso del termine " dominium " (astratto da " dominus "), per lo più specificato como " dominium ex iure Quiritium ", Quest'espressione, insieme con la sua versione moderna di "proprietà quiritaria", venne assunta, specie dalle dottrine socio-politiche degli ultimi due secoli, a simbolo della proprietà assoluta e sopraffatrice(i.132.1.I).I giuristi romani parlarono anche di " proprietas ", ma soprattutto per indicare la proprietà limitata e compressa dall'altrui usufrutto, aggiungendovi o no l'aggettivo "nuda" (i. 138.I).-"

PUGLIESE, Giovanni: opus cit. pág. 446 y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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