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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教授让我的人生三次转弯

 

徐国栋

 

众所周知，我是江老师1984级的硕士生。这是一场征服的结果，征服的地点在重庆的西政校园，时间是1983年，其时也，我作为江西大学的青年教师在司法部师资培训班民诉法班受训。江老师在隔壁的民法培养班讲西方国家民商法，讲7次，一次讲一个法。旁征博引、口若悬河、一口京片子。征服了听讲的所有人，众人叹曰：天底下还有这么聪明的人！我被炮打隔山式地征服，当即决定要告别民事诉讼法，改入民法门。民法门有几个，我要入的是江门。回到南昌后摒弃百事，一心考研，身体快要搞垮之际考试时间到，结束了这场折磨并等来了进京面试的好消息。

面试前，江老师在一群考生中问询“从江西来的哪个来了吗？”看来他对我已有印象。多年后从经济法专业的同班同学得知，我的考分比较排前，所以江老师有此问。由于有江老师的垂顾，我到了当时我心仪的北京甚至北方，离开了已经开始对我不友好的江西。

在学期间，江老师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能用在我等硕士生身上的时间不多，倒是副导师陈嘉樑教授指导我论文较多，指导的地方是他在北京的大杂院中的家，我由此得以了解北京市斤小民的生存环境。我与江老师最密切的一次交集在法大学生因不满食堂运作不善而发起的罢餐运动中，作为校长，江老师灭火有责，拖着一条假腿与气愤的学生交涉，学生不时有过激之辞（但无过激之举），我紧紧地跟着校长，自任为警卫员，幸好没有出什么事。我这个警卫员没有履职的机会。

一晃就要毕业了，我想继续深造，考了中国社科院的博士生，但被安排为委培生，令我在72小时内找到委培单位。贺卫方同学建议我找江校长同意法大委培我，江老师表示爱莫能助。天不灭我，我在规定期限内找到了中南政法学院承担我的培养费用。从此以后，我跟江老师的关系有点疙疙瘩瘩。他号召的事，我唱喏的多，迈腿的少。江老师也有所感，所以近年携家人到访厦大校园，也是经集美大学的弟子安排，不找我。他的到访厦大，我也是在微信群里看到的。

倒是在我毕业后，我与江老师有了两个更深入的交集。一是通过《外国法律文库》的交集。这套丛书由江老师担纲，立项后首先设立编委会，可能经贺卫方同学提议，江老师首肯，我成为来自湖北的编委。编委首先要有个编委的样子，飞机来回是起码的，我由此第一次坐飞机往北京回武汉。其次编委不能白干，开会一次发100美元。来自各地的编委推荐待译书目，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参译的《科尔宾论合同》立项，我推荐的《纽约民法典草案》也立项。所有这些，都有江老师抬举我的因素。

其二，通过中国政法大学-罗马第二大学合作项目的交集。1989年，江校长与桑德罗·斯奇巴尼教授签订两校合作协议，罗马二大接受法大青年学者到意进修并翻译《国法大全》为中文。从此，法大青年民法教师接续往意大利学习。我作为中南政法学院的青年教师搭不上这班车，但到了1994年，这种局面有了改观，我作为法大-罗马二大校级项目的第一个搭便车者访学罗马二大两年，在那里完成了从山药蛋派到国际派的蜕变，并完成了《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民法大全选译·法律行为》《民法大全选译·私犯之债和犯罪》三部译作。富有意味的是，当我第一次半夜降落在罗马机场时，我口袋里装的100美元就是作为《外国法律文库》的编委受领的。我能成为搭便车者，以江老师为首的法大人不把我当作外人是重要原因。在意大利期间，江老师曾与我、斯奇巴尼一同从罗马起飞到利马开会，我们听不懂大部分是西班牙语的发言，但我们遵守参会道德，从不离会搞旅游，东道主赞誉我们。那几天，是我第二次与江老师贴身相处，共同参观利马的名胜古迹，听他讲其莫斯科经历等等。

总结起来，江老师是我生命中的贵人。首先，他让我从民诉人变成民法人，后一个行当的空间比前一个大太多。其次，他让我从外省人成为北京人。多年后看朋友圈的回忆文字，得知当年的录取情况非常复杂，能根据我的考试成绩让我吃法大当年那个经营得不好的食堂的饭，对我就是一种恩德。我在这里开阔眼界，结交高人，提高了层次。再次，他率领的法大人集团让我从“乡土作家”变成国际化作家，更开阔眼界，结交国际高人。没有江老师参与的这三个“转弯”，我的人生是另外的样子。

江老师与我从法大毕业后的两个人生交集，也是他的两个学术贡献的表征。《外国法律文库》中好书多多，例如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引用率非常高，学术影响非常大，没有江老师的慷慨无私和辛苦组织，这样的好书不会那么快地与中国读者见面并产生影响。中意校级交流项目的最尖端成果是培育了中国民法的拉丁学派，此前，德国民法学派一股独大，中国民法物文主义化，拉丁学派人文主义倾向强，在与德国学派的竞争中，对我国立法产生了影响。回想起来，应该说江老师是拉丁学派的开创者。

 

2023年12月19日惊悉江老师驾鹤西去消息后3小时于胡里山炮台之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