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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凡是”母亲——兼说我一度想伏击的父亲
徐国栋
凡是我儿做的，都是对的；凡是攻击我儿的，都是错的。这是我母亲陈训华的两个“凡是”。
她1934年3月24日出生于长沙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却得到一个文绉绉的“涉宪”名字，我学习法律经年后才读解之。孙中山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要经过军政时期、训政时期，最后达于宪政时期。1934年，进入第二个时期了。母亲出生后，大概是某个教书先生受我从未见面过的外公之托给她起了这么个名字。
外公一家穷到把我母亲送给一个回族家庭当童养媳，跟随这个家庭，母亲去过不少地方，似乎到过武汉、芜湖、南京，还有洞庭湖区的南县，在那里染上了血吸虫病。这个家庭还让她听熟了一些阿拉伯字串，我至今无法读解。
但母亲最后可能是逃离了这个回族家庭，回到了娘家。1949年后，进过军鞋厂、修过京广铁路。然后遇到了我父亲。
他来自辽宁省北票县的乡下，在日据时期，在餐馆当学徒。后来参加了东北野战军并入关，一路南下，在长沙的解放军政治干校停留下来。这个干校就在我外婆家斜对门。父亲借故接近母亲，两人相恋成婚。后来，父亲调到益阳县武装部，母亲舍弃省城人的身份跟随之。益阳县不给她上户口，她拿出1954年宪法，说上面规定了迁徙自由。益阳县公安局服软，我母亲成为益阳人，但终身一口长沙话，那是我们湖南人的“京片子”，意味着相对洋气，对外地人好懂。而益阳土话确实难听难懂。总而言之，我母亲是当年少有的援引宪法规定的公民权达成了自己愿望的人。
资江旁的益阳城成了北票人和长沙人组成的南北混搭家庭的基地，在这里他们养育了我们姊妹三个。我们都是保姆带大的，我母亲从来上班，尽管她的全部工资要用来支付保姆费甚至不够，但她宁愿如此。理由是，不上班，无收入，不独立！
父母结婚后回父亲的东北老家，那时没有武汉长江大桥，火车在武汉过渡，两人在北京、锦州转车，辛辛苦苦到了老家，不几天母亲提前回来：受不了北方的炕和饮食，再就是洗澡不便。以后的日子她一直说东北的坏话，不过对老家的亲戚很好，被誉为好媳妇。
我于1961年5月21日降生在这个家庭。我的奶妈姓杨，因为吃她的奶较多，导致后来人们说我长得像她。她后来找过还是小孩的我，希望得我一些回报，当时没有能力，没有应承。记事时的保姆姓莫，我们喊她莫家翁妈。她系围裙，其丈夫冬天也系围裙保暖，包头巾。成年后读到关于湘军的小说，想象当年的湘军就是莫家爹爹的打扮。现在的湖南人，已打扮决然不同了，犹如现在的柏油路不同于当年的麻石路，现在人们脚下的各种鞋不同于当年下雨时人们大多要穿的敲打麻石作响的木屐！现在的各种伞不同于当年一统的油纸伞！
我很快得到“猛子”的外号，是我父亲起的，原因是小时候不言不语，但突然发力做危险动作。这个外号宣示了我在家内家外的命运。在家内，经常挨打。父亲是军人，下手很重，每次挨打，母亲都呐喊助威，我则嘴上从不服软，所以父亲越打越气，我受苦越来越大。常常设想自己用一把弹弓成功伏击自己的父亲。在外，尤其是在学校，我在多数时候是个问题学生，与同学闹矛盾，与老师也闹。意见一大堆到我母亲这里来。这时的母亲坚持我在文章开头讲到的两个“凡是”。采取的处理是让我转学。从东门口小学转到学门口小学，至少是这样完成的。
那是文革时期，没有人在意学习，但我天性爱看书。因为评水浒，家里有《水浒传》。因为批林批孔，父亲订的《湖南日报》上有不少历史文章，毛选和毛主席诗词集，就不要说了。这些我都读了。上课时，我总是在看自己的书，不听讲。老师问我，我又能对答如流。多少年后，母亲做缝纫（她自己为我们做大多数衣服，外衣多数由旧军装充当）的朋友们传过来她们的儿子们对我的这种不学而知的惊讶。其实没有什么可惊讶的，老师讲的，我早就自学掌握了呀！
家里是三语制。我们三姊妹讲益阳土话（到了南县后改讲接近长沙话的南县话），妈妈讲长沙话，爸爸讲普通话，所以，我讲起普通话来比本地一语制家庭出身的同学容易。正好赶上地道湖南人，因为上过师范坚持用普通话授课的彭春蕃老师教我高中的语文，他对我非常欣赏。
然而我毕业了，在1977年，未达下乡年龄可以不去的，但我渴望逃离家庭，获得自由，于是到了一个知青点插队。正当此时，高考恢复了，彭老师走长长的路到我家里说徐国栋一定要去考，肯定能考上。母亲自己走到8里外的知青点，为我请假回家复习迎考，还为我搜罗来一大堆复习资料，尽管她自己文化不高，只上过一点夜校。
公社考场的场面十分壮观，乌泱泱的都是人，但考上重点学校的少而又少，我是其中之一。揣着西政的录取通知，母亲把我送到益阳汽车站。去长沙的汽车启动徐徐出站时，母亲的眼里盈上了泪水，一下子，我对她在我挨打时呐喊助威的怨气没有了，逃离家庭的快感也消减了几分。
考上西政远超我母亲的预期。她的预期是我考上当时已脱下军装担任其副校长的益阳师专。1977年，知青回城已形成大潮，留下的知青日子难过，所以，我母亲认为，只要能离开农村，上一个研究大粪的专业都是可以的。对于我这样的问题学生，不能有太大的指望。南县武装部的一个军官打赌说，如果徐国栋能考上大学，他倒立走到食堂。我母亲对我能力的认知可能受到了这个军官的影响。
选择西政与对法学的热爱一点关系皆无。事实上，尽管是保密专业，那时的法学一点不热，文革期间法科毕业生的悲惨遭遇留给后来者警示。益阳县武装部同时与该县的公检法和县一中为邻。一中的学生静坐在校门前的广场上高喊“公检法的屁股坐歪了就是坐歪了”我现在还记得。那时，公检法的干警已逃往乡下避难，把行李留在了武装部。里面的人都拿枪，红卫兵不敢动这个衙门。但后来，从长沙乘船而来的省城造反派胆子更大，他们破门而入，抢劫了武装部的武器仓库。保管员丁叔叔在一片狼藉中哭泣的形象，永远烙在我脑中。但毕竟是公检法先被整翻，影响我对法律职业的看法。
我当作家的想法因为语文成绩刚刚及格只得搁置，我的政治考得奇好，父亲又是革军革干，公社老师认为我应报政法，正好我的好友许宁的父亲在西政支过左，显得不陌生，于是我选了西政。在这点上，妈妈帮不上忙。未料到，过了一些年，法科热起来。尽管我的西政同学中的一些，还曾为自己的专业与右派的相邻关系担忧。
到了西政，追随全班潮流，借警服照相一张。现在这一照片仍在我的百度百科词条上。母亲的娘家亲戚把它放大摆在客厅，宣示我家有了统治阶级成员，不良分子休得侵犯。过了一些年，我才明了法科生的文官性质、白领性质，为当年对法科生的武官、蓝领理解惭愧。
对母亲呐喊助威的愤懑很多年后才消除，那是我知道自己杀害了南县武装部的看门狗并在我的班主任张老师家烹食之之后。成天挖罗马法之矿，让我把此事忘了，4年前举家回到阔别30多年，现在已高楼林立的南县，故人提醒我这一旧事。另一件我未忘之事是我顺走了武装部仓库中的一把零件有所缺损的驳壳枪，后来害怕扔入井中。这两件事，够得上坐牢了，幸亏现在时效已过，我才敢写出来。行为人的父母得知此等罪行后若不痛打之，助威呐喊之，也很难。
读者至此可看出，我母亲针对我的两个“凡是”当遇到与父亲的判断的冲突的时候，演变成另外的两个“凡是”：凡是徐老倌（这是她对我爸爸的日常称呼）做的，都是对的，凡是反对徐老倌的，都是错的。所以，针对我的两个“凡是”，干不过针对徐老倌的两个“凡是”。
徐老倌比妈妈大8岁，来自遥远的东北。南北结合的夫妻，不和谐的多，尤其在饮食上。爸爸和妈妈却琴瑟和鸣，我只见他们吵过一次架，似乎是因为爸爸寄钱回老家过多引起。北票穷呀！尽管湖南属于六类地区，不算富，但比北票强多了。东北野战军入关时，许多东北战士不愿离开家乡，当逃兵。所以，入关前俩兵腿绑一起睡，互相监督。尽管如此，爸爸的一个同乡还是逃，一夜三次，被枪毙了。但另一个同乡成功逃脱，回归农民。多年后我随父亲回老家，这位“逃兵”请我们吃饭，为当年的失策后悔不已。那时候我父亲的军服已有四个兜，县团级干部，月月麦子黄了。所以，每次父亲回东北（我跟随过一次，但在锦州的街头，被他胖揍一次，因为下手过重，引起路人干预），都挑一担食物，无非是猪油、挂面、大米、腊肉之类，非常受欢迎。这一担，都是妈妈准备的。所以，东北的亲戚吃着爸爸挑回的食物，念着妈妈的好。至于寄钱，那是另外的支援，我爷爷因此成为当地的“阔人”，标志是嘴馋时可以下公社的小饭馆。
然而，在地图上很靠下面的地方，我们一家吃武装部的食堂，我负责买饭。爸爸胃不好，要买软饭，当我由于主观客观原因未买到软饭时，可能挨他两巴掌。食堂饭无益养胃，父母决定自己开伙。爸爸餐馆学徒出身，承担了为全家做饭的任务，基本上是北方口味。妈妈则负责外交。阴阳颠倒，我们家是男主内，女主外。妈妈非常能干，把外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南县出鱼和辣椒，每到丰收季节，都弄好往益阳的战友故旧家送。所以，我爸爸转业后回到益阳的单位安排等，全是我妈妈操办的。不然，我爸爸可能回辽宁老家了。我在1990年发现，假若事情如此进行，那会很糟糕，因为我父亲在南方生活多年，回到东北老家竟然水土不服了！又吐又拉，提前离开，投奔在京读博的我，住进我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宿舍，全都好了。爱上了研究生院的食堂和北京的山水，打算长住下去，全然不知当时的我已濒临破产，靠献血得到的补助填补亏空。
顺便记下我父我母借住研究生院期间我听到的两句最难忘的话：经常与我母谈话的我的好友高文舍博士生说：你妈是个副教授的水平。来自天津的王老大姐博士生则说，难怪徐国栋这么聪明！她的意思是我是远地缘婚配的好结果。
爸爸还有关节炎的问题，图凉快在防空洞口架凉床睡午觉的后果。所以，在我成天计划伏击我父亲的那个时期，他总是病恹恹的，是我妈妈治好了他。手段一，胎盘蒸肉。当然，胎盘来自她在医院的朋友；手段二，中药（以天麻为主）蒸鸡。不多的施药，我爸爸的身体竟然好起来，揍我的时候力道更大了。没有我妈妈的精心照料，我爸爸能活到93岁是一个天大的问号！我想我爸爸心里说，这个南方老婆，讨对了！
尽管照料的结果很温馨，但妈妈的理由却不好听：徐老倌是我的摇钱树。确实，在那个多数工人靠30多元工资养家的时代，爸爸的工资有120多元（我从他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要求自降工资的大字报得知的），够得上“摇钱树”的名号。由于是这样的“树”，徐老倌享受特权，每天有水果，那时水果可是奢侈品哟！后来还加上了牛奶。其他人吃不到喝不到，包括我妈妈自己。
当然，妈妈为了针对徐老倌的两个“凡是”放弃针对我的两个“凡是”，不是因为徐老倌的钱多，而是因为他是老干部，受党教育多年，代表正确。
扯远了！回到求学西政上来！我在这里仍然是问题学生：表现为不爱听课，爱钻图书馆和与老大哥聊天，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些名著看了个溜溜透，思想迅速非县城化和非地级城市化，所以，放假回家时家庭成员间的思想冲突不可避免。不谈话不会有这样的冲突，但每次回家，母亲都要引蛇出洞，挑起谈话，让我暴露思想。一旦暴露，又把她和现在因为吃够了胎盘和天麻蒸鸡而生龙活虎的父亲吓得够呛。例如，我说应该有竞争，他们说这是资本主义的概念，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竞赛！又如，我说有不少人失业，他们说那是下岗！不是失业！经历过反右和文革等大小十几场运动的母亲整日价担心我当右派，所以，对待我的思想问题，她决不搞两个“凡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弄得我放假都不想回家了，至少有一个假期是在重庆度过的，记不清是暑假还是寒假了。要是暑假，重庆热死人。要是寒假，冷死人。这样的思想冲突持续了好多年，直到爸爸的部队同事，当时已当到益阳市宣传部部长的付叔叔的一句话为止。他说国栋读了那么多书，你们不要跟他争！意思是不在一个层次。此语终于结束了我家的理论冷战，父母终于承认我这个儿子的理论水平比他们高了。由此，见面不再搞引蛇出洞大论战，但谈生活，我结婚生子，他们当爷爷奶奶。
大学期间不得结婚，那是当时的规定。所以，198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江西大学教书，我具备了结婚的条件。于是利用江西人口少，计生政策宽松的条件赶快结婚。我在南昌，妻子在湖南，我妈利用过的迁徙自由现在没有了，两地分居，何以解决？妈妈的建议是通过读研究生解决，她的原话是要我把书读到没有读为止，翻译过来，就是要读到最高学位，那时候就没有学位可以追求了。按照这个建议，读完研究生还要读博士生。这样的建议，现在稀松平常，当时却是有点反潮流，因为彼时“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的说法甚嚣尘上。教授出门戴校徽可以防盗。脑体倒挂是当时的热词。后来我炮制了“搞导弹的不如搞茶叶蛋的”说法具体化该词。尽管如此，我还是按照妈妈的建议考研离开了江西进京深造。人生的路虽长，但关键的只有几步。进京属于我的“几步”之一，出自妈妈的建议和父母的支持。他们的孙子诞生后，母亲亲临降生地尽婆婆的义务。为了让我安心读书，他们每月给一点钱让我养崽。那时候的爸爸，已经不像在部队时那样有钱了，因为军地收入差别，因为通货膨胀。
有一年，通货膨胀卷地而来，没错，就是相声演员说的买一浴缸酱油保值货币的那一年，爸妈眼看自己多年的积蓄要打水漂，而我这个作为老徐家祖坟冒青烟结果的学历最高者仍然贫困——当时我为《河北法制报》写稿赚稿费，笔名“贫学”——果断地取出存款，为我购买一台白云冰箱寄到我当时定居的武汉。那一份亲情，真的“粑实”！
武汉定居是我硕士毕业的结果，我不想受穷。当时真是越读书越受穷，因为我本科同学教书的，已经拿工资和课时费了，我多读三年，这期间拿助学金，而且毕业后相比于早出道三年的本科同学在各方面一点优势和好处都没有，所以，本科出身的教师敢于藐视我们这样的在读硕士博士！我亲身遭受过这样的藐视，记得对方使用的是“将来不知谁是谁的师傅”这样的言辞。但放弃升级，我心有不甘，想起了妈妈“把读书进行到底”的话，我决定有枣没枣打一杆试试考博。斜了门，我竟然考上了，尽管属于委培生，于是我又要多受穷三年，期间父母贴补我一些钱养崽。
我一直觉得脑体倒挂会引起事变。果然，事变在1989年发生了。不排除事变的理念性，但经济的因子可能更多。那个时期，我在天安门广场和北京的主要大街露面较多，遭到记录，有关部门要给我开罚单，其上的金额是我不能承受之重！于是，我逃离北京，回到了武汉。但不久的一个凌晨，一个在广场和大街露面比我更多的在京读书武汉同事被讨债公司抓了。我感到了危机，此时此刻，我最接近父母担心的右派命运。然而，正是在此时，我母亲恢复了针对我的两个凡是，责令我回到湖南老家接受她的庇护，给我剃了一个光头，以免债权人执行我时薅我头发。不久，又考虑到债权人知道我的社会关系，追债的下一步就是到益阳，于是，与妈妈最亲密的舅舅大女儿一把把我薅到了长沙她家，好吃好喝藏起来，直到风波平静。
以后的日子慢慢好起来，在中顾委元老的干预下，我等过多露面者的债务得到了豁免，我在延期一年之后，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完成了母亲的读书读到无书可读为止的指令。事变的原因得到了反思，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校大学生、研究生的待遇得到了大幅改善。后来我从一个曾过多在南京市中心地方露面的朋友得知，当下高校的食品供应档次是B类，仅次于供应领导人的。
当了博士后，曾倡议象征性地给每月5元博士津贴，遭到冷藏。不过，挑战博士的本科出身者没有了，他们中的许多通过形形色色的水货班把自己也变成了博士，付出的成本比我等小多了。
到这个时候，母亲完成了对我的人生操盘角色，我以后的人生选择基本自己进行了，包括去意大利学习并学后归来，但她赋予我的性格还是影响选择的因素。什么性格？比较大气吧！我的收入慢慢多起来，不仅不要父母津贴，而且可以比较像样地回报了。在那个汇款单时代，我寄给父母的钱的频次和数量都不是隐私，由此，我在父母居住的大院，得到了孝子的评价。棍棒底下出孝子，作为在棍棒底下滚打过的人，我以此语为真。那些未经过磨难的孩子，真的没用！只是心底的阴影面积很大，去不掉，不能与父亲独处，那是最尴尬的时刻。然而，孝者，论行不论心。有孝行，就可以了。但我基本不打自己的孩子，理由是天天锻炼，手重，打起来控制不了。想想现在的孩子不挨打，真的幸福，但又可怜他们在楼缝里长大，不似我等成长于广阔天地，有机会干许多值得老来回味的坏事！
再过几天，就是我59岁生日了。我这一甲子，佩服的人不多，佩服的女性更是有待大幅增加，但我诚心诚意佩服我的母亲，她总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当得起智者的称号。我这个各学历段的老师从来驾驭不了学生，却受到了这个没有什么文凭的女性的心灵支配，真是一件奇异的事情！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她经常讲的故事：大意是一文一武比厉害，文的说我的笔尖牛，武的说我的枪尖牛，最后一个女人出来说我比你们都牛，因为文状元武状元，我都生得出来！
人说男孩的智力从母，我信！
2020年5月14日母亲节过后4天完稿于胡里山炮台之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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