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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南政法学院
徐国栋口述，中南学生整理
一、结缘中南
我结缘中南的故事说来话长。当年，我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听闻中南政法学院成立的消息，那时候我还不认为这个学校和我有什么联系。1987年快要毕业时，我正准备报考社科院的博士。当时听说王卫国、顾培东也准备考博士，深感竞争压力很大。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并没有被社科院正式录取，但社科院的老师认为我很值得栽培，就决定让我寻找委培单位。（当时的博士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的，一类是委培的。）社科院法学所当时提出的要求也很苛刻，让我在72个小时之内寻找到委培单位，否则就不能入学。时间比较紧迫，所以我最开始就选择在北京找学校作为委培单位。当时我的第一选择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校方面答复我说人招满了。我的朋友贺卫方就建议我去找江平老师，当时江平老师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但是江老师也说学校人数已满。在北京寻找委培的学校未果后，我就不得不选择在北京之外寻找。当时第一站，我就去了武汉，去了当时的中南政法学院。本来我第二准备选择去长沙的大学，第三选择是烟台大学。结果没想到，我到了中南政法学院说明了来意后，当时的院长章若龙教授立即答应，由中南政法学院为我承担一万二千元的培养费。得到这个承诺之后，我随后前往北京就读博士。中南政法学院此后又为我的爱人在学校安排了工作。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算是在中南政法学院工作的人了。
当时我在社科院读书，在中南只是挂名，但是学院不仅为我解决了学费的问题，还给予我补助，支持我读书。后来因为一些事情，我延期了一年毕业，在这期间我就待在中南政法学院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并且当时因为一些事情，能不能留在学院教书也不是很明确，此时学院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在讨论对我的安排上，当时的系主任吴汉东教授支持我在学院教书，他说我已经是中南的人了，为什么不能在中南教书？正是在学院的支持下，我在博士毕业之后就来到了中南政法学院任教。
二、中南印象
我对中南的印象似乎基本都在学生和老师的身上，现在提到中南都经常会说到：不离开中南，不知道中南是名牌大学。在我的眼中，中南在法学界一直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现在很多知名的法学家都是从中南出身的。同时，中南的法学发展规模宏大。在一个综合类型的高校中，法学只是一个系，老师和学生的数量都较少，涉足的领域也有限，一般来说只会集中人力物力研究一个领域，形成一个优势的学科。但是在中南，不仅师生数量众多，更重要的是研究的领域全面，各个法学领域都有全国性的知名学者在进行研究。当时的刑法有张明楷教授，民法有吴汉东教授和我，行政法有方世荣教授，这个师资力量放到现在来看也非常之强。
当时中南有充裕的师生资源，为我在中南建立民商法典研究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有一次赵中孚教授来访问中南，参观了我们的民法典研究所，就说很羡慕我们中南可以养闲人建立一个这样的专业研究所，我们中南人可以在多方面进行发展研究。
中南的学生非常好学，也很聪明。中南人一直以来对讲座等学术活动很热衷，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学生积极听讲座、参加学术活动我是很赞同的。一场讲座的开展需要学者们投入很大的精力和心血去准备，并将一本书或至少一篇文章的内容浓缩到两个小时当中，十分精彩丰富，与上课所能接受到的知识完全不同。往往讲座中提到的一个观点，可能会让学生受益一辈子。这么多年，我先后在国内诸多学校开过讲座，在一些学校的讲座现场，气氛非常冷淡，相比之下，还是内地学校的讲座比沿海学校的讲座氛围更好，而中南的讲座氛围则是大家公认最好的，所以中南的学生很聪明，懂得利用学习的合法捷径。
中南的校友都非常有才华，很有成就，为中国法学事业的发展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如今，中南也有过一年民商法学科发文量全国第一，这正是中南今日发展越来越好的表现。
三、任教经历
因为我是中南这么多年来少有的从北京等地过来任教的老师，所以当时的学生都非常想听我带来的新知识，当时的课程也很受欢迎。但是在任教初期，由于教学经验和知识还有一定的欠缺，所以我在备课的时候很认真。我认为要给学生讲课，就必须要提前认真备课，要将最后上课的讲稿给教研室主任检查。
我上的第一门课是合同法，当时的合同法与现在不同。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只有《经济合同法》，并没有合同法这部法律，但是这个课程又是学院要求开设的，所以需要老师精心准备授课内容。由于我以前在学习的时候对于合同法这种实在法的研究不太深入，以至于我最开始上这门课的时候对于合同法的内容不是太熟悉，而且加上教学经验不足，更是加大了我上课的难度。为了给学生上好这门课，同时也要弥补自己在实在法上的不足，我当时订了12种核心刊物用于备课。这个习惯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我去了厦门大学之后才没有再订阅。虽然我个人的兴趣不在合同法，但是我备课和上课的态度很认真，因为我个人坚信，要给别人一碗水，我自己应当有一桶水。所以在上课前，我会准备很多资料，包括我所订阅的这些刊物上的文章，同时也会找找合同法的文章阅读，以准备教案。这个工作非常繁杂，往往到了上课前一晚，我还在准备教案。我的屋子里有很多资料，可谓是满床皆书。这些资料我都要求自己必须在上课之前看完，而且还要反映到我的教案之中。
正是因为我这种认真、负责、勤勉的态度，当时的很多学生在上了我这门合同法之后都受益匪浅，并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薛军，他有时会提到我以前上课时所讲的内容。有一次他就提到了行为性的合同和组织性的合同，这个区分是我提出来的，其他的学者用的很少。所以有很多学生对我上的这门合同法记忆深刻，认为我的这门课是他们上过的最好的课，而我是他们遇见过的最好的老师。这就表明了我在教学上的努力得到了诸多学生和老师的认同，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现在我到全国各地去开会，经常会遇到我在中南教过的学生，他们见到我也都会提到我这门课程，说当时上课的笔记都保存得很好，至今还会翻阅，其他课的笔记都丢了。
当时我在中南开设这样一门课程也是有原因的。我以前在中国政法大学读书时学过美国合同法，当时是得克萨斯的奥斯丁法学院的法学老师授课。我当时是政法大学的民法研究生专业组长，专门负责与他联络。虽然我当时英语水平有限，但是在上这门课的时候也很认真，仔细阅读当时课上所用的材料，所以在我教书之后可以给学生们开设合同法这一门课程，并且吸收了美国式的教育方法并在其后的教学中运用。
第二门课程是外国民商法，这个课我就只上了一个学期，我记得当时上这门课的学生就有刘仁山。这个课虽然叫外国民商法，但是外国民商法的范围很广，按理说除了中国之外应当就是外国，但是我们的教材主要讲的还是西方大国的民商法，对于其他国家没有太多介绍。我觉得这门课既然叫外国民商法，就应当介绍得更多。我想讲的内容与课本的内容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这门课我没有再开。
第三门课程就是罗马法。罗马法是中南很重要的一张名片，我当时很重视罗马法这门课程，当时罗马法这门课的听众的规模很宏大。我记得当时是在北105教室开课，也就是现在的知识产权学院里面，那个教室在当时来说很大，有160多位学生选这门课。现在我再过去开讲座，就觉得这个教室没有当时感觉的那么大了。从在中南开始，我的罗马法课程就开始使用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作为教材，一直到现在我到厦门大学之后，仍然还是使用这一本教材。当时课堂的规模在现在来看都不小，现在厦门大学法学院每一年也就招收150多个学生，而这之中选择学习罗马法的人数就只有30多个人，这与当时中南开课的规模完全不能比。这也是我强调的综合类院校与专业类院校的区别。听课的学生多代表对这门课认同的人就多，但是人多带来的也不全是好处。首先上课的难度就高；其次，每一次考试之后的阅卷对我来说都是一件难事，所以我一般都会找学生帮忙阅卷。
第四门课是民法哲学。这门课也是我从中南就开始开设的，现在我上课用的讲稿大部分都是我在中南已经形成的，包括人性论、认识论、价值论。那时都是手写的讲稿，后来才用电脑打出来以形成我现在的讲稿。
第五门课是读书课。这是专门为研究生开的课程。这个课并不是采用我们传统的讲课方式，而是吸取了美国式教学的优点。这门课我要求学生阅读经典，一周一书，阅读之后写读书报告。在课堂上老师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每个学生汇报自己的读书笔记，并与其他人交流，以此加深自己对这本书的理解，同时老师也会进行点评。正因为老师要点评，所以我自己也必须要阅读所要求的书籍。我们讨论的第一本书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此后又陆续阅读了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经典著作。
这门读书课是受童之伟的影响开设的。他在武大开过这门课，我借鉴他的经验在中南大开这门课，效果非常好。当时上这门课的学生有朱广新、易军、薛军等，他们现在已经非常有名了。我想我这门课也算是为他们的学术道路做了铺垫。我曾经说，评书的人永远也达不到写书的人的水平，但是鲲鹏展翅，可至万里，苍蝇之类的昆虫展翅，只能飞数米，但是其附在鲲鹏的尾巴上，也可至千里。我们评书，也能学习写书人的知识，在前人的基础上学习知识，实现更大的突破。当时这门课开课18周，总共读了18本书，这18本书就够我们享受一辈子了。人类写的书千千万万，能够保留下来的不过一架书而已，写书人大部分是重复别人的思想，而我们课上阅读的这些经典，大都是商务印书馆的书，都是经过了岁月的考验的。
虽然在中南任教的时间不是太长，但我的这几门课是精心准备的，我想因此也为中南大的学生做出了一些贡献。而且在中南，我个人也收益良多。我过去对法学比较疏离，更多关注的是文史哲方面，但认识到这些弱项以后，我以勤奋的态度弥补自己的不足，加强对实在法的学习，此后就不再像以前一样——法外的内容知道的比法内还多了。
四、中南轶事
我到中南的时候，学院里的老师多是湖北人，且大都是学校自己培养的老师。加之当时老师中博士很少，只有我和郑永流教授两个，我是从北京读博回来任教的，在当时的中南算是一个学院派。中南的学生很好学，所以会有学生来请教我问题，也有一些学生会到我家里吃饭，我现在碰到以前的学生，他们有的还会提到以前在中南学习时在我家吃过饭。
尽管我是博士，但分配的住房与低学历的老师无别。后来我用文言文给当时的院长罗玉珍教授写了一份“请求在教授楼为徐国栋分房子”的申请，没想到罗院长立刻就批准了我的申请。
除学生之外当然也有来挑战的老师，我记得当时科研处的一位老师说：他要是有我这样的学历和北京经历，他会做到让出版社找他出书。在当时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刺激，因为当时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年限尚短，积累不够深厚，写作很费力，所以听到这位老师的话之后，我就不断积累锻炼，到现在我写书已经非常快了，在学界也是以写作快著称，而且我现在也做到了出版社找我出书、约稿，感谢这位科研处老师的激励。
我在中南还有个非常宝贵的经历——读书记账。因为我平常有很多的日常工作，没有时间看书，所以假期时我要将这些书补看回来。我当时住在靠近学校大门的教授楼，一到小孩放假就比较吵，所以后来我就专门在靠近农村的研究生宿舍借了一间房子读书，每读一本书就记在本子上。我自己算过，我一年阅读最多的有二十几本书。
五、与中南的学术研究
中南与意大利的联系是由我开始的。最开始在中南任教的时候，虽然学生对我认同度很高，但是学院对我的支持不足，以至于我的经费不足以支撑我的学术研究。所以当时我一度萌生要调走的想法，而且当时有北京农业大学可以去。正当我在考虑这条出路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
桑德罗•斯奇巴尼教授在这个时候来华访问，在中南举行座谈会。学院组织了青年老师来参加座谈会，我当时也是其中之一。在会上我向斯奇巴尼教授提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罗马法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这个问题给斯奇巴尼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斯奇巴尼教授来中南前已经先去了其他的几所政法院校，见了一些老师，比较一下，他认为我这个人很有潜力，所以他建议我去意大利学习。中南对此事也很支持。此后，在学院的支持下我开始学习意大利语，并去了意大利。再次回到学校后，我的地位就发生了改变。学校给了我很好的待遇，郑承泉院长领导的班子将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指标也给了我，这一个特殊津贴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以至于我从中南到厦门大学之后都还在享受这个好处。就因为这个特殊津贴，厦大将我做为三级保健对象，每年都可以去疗养。我当时是去疗养的人里面最年轻的，而且疗养的人数总共也就十几个人。这些都是中南给予我的支持带来的。
我从意大利回来之后就开始教授罗马法。当时中南的老师一个人会开很多课，但是罗马法他们都不上，所以这门课长期以来都是我一个人开课。我去意大利之后，又重新翻译了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并且作为教材。除此之外，我在意大利学习到了意大利的法学学习方法——强调尊重原始文献和史料。这不同于我们国内法学研究的二手资料法，我们强调的是解释。而意大利法学即使要演绎，也应当尊重史料，依据史料，而不能凭空演绎。例如：依据乌尔比安的《告示评注》第几卷、第几段。我将这种尊重、依据史料的方法带回到了中南。
回国之后，中南让我当科研处副处长，有了这样一个职务便可以组织一些学术活动了。我就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多次邀请我的老朋友，意大利著名的法学家，现在比萨大学的教授，阿尔多•贝特鲁奇教授前来中南讲学。这有着一个时代的背景，就是当时北京等地的学校不太重视意大利的法学，于是我们就抓住机会积极邀请意大利的教授来学校开办讲座，建立起与意大利的联系。
为了提升中南的学生素质，学院当时举办了多个活动。当时我多次邀请梁慧星老师来中南讲学，让中南的学生多接触法学名家。一方面是让他们在学术上能够学习到老师们的思想，另一方面就是开拓学生们的眼界，鼓励学生们与这些法学大家们的交流，以提高自己的自信。1995年，中南当时开展了两个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即“地方法官培训项目”和“全国行政法官培训项目”。这两个项目不仅邀请了国内优秀的基层法官前来交流经验，还邀请了全国知名的学者前来讲课。贺卫方、苏力等学者陆续来到武汉，还有许多外国学者也应邀前来中南讲学。一时之间，中南名声大噪，很多学生在那段时间受益匪浅。
除了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之外，学院还尽力送学生出国学习。我在意大利期间就通过斯奇巴尼教授将徐涤宇送到拉美学习。当时大家对意大利法学不是很重视，更多的是去美国或者欧洲等地方学习法律。于是我们中南就开拓了去意大利这一条留学的线路。我们学习法学的都知道罗马法对现代民法的重要性，在思想史上、在历史上，很多观念都是意大利人最先提出，之后才被其他国家接受的。此后，学院还将薛军也送去意大利学习。这两位能力都很强，在学术上的成果颇丰，为我们留意派增色。虽然留法和留德的人数很多，规模很大，但是他们在学术上更多的是翻译现有著作，超越法国、德国学术观念的很少；但是我们留意的学者则不仅仅是翻译著作，我们对于法学方法论和立法论影响也很大，意大利的某些学术观点正好可以克服德国法学的一些弊端。
我在中南还进行了《绿色民法典草案》的编纂。该项目是司法部的项目，当时就叫《中南政法学院民法典草案》。此后我在厦门大学吸收了其他学者的观点才将其改为《绿色民法典草案》。这个立法草案对我们国家的立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绿色民法典草案》提出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先人后物，改变了我国民法多年来先物后人的观点，这是方向性的变革，这个观点是在中南就形成的。当时中南形成了一个学派，很多年轻学者如徐涤宇、薛军等都参与其中。此外，《绿色民法典草案》还提出了绿色原则，这个也被学界接受，并在法律中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反映，例如《民法总则》第9条。
我在中南还主持翻译外国民法典，并整理成外国民法典译丛。当时中南的领导大力支持，任命我为民商法典研究所所长，给予我充足的经费进行收集、打印外国民法典的工作。这项工作成效显著，很快中南就是全国收藏外国民法典最多的学校。我们整个的工作任务是收藏、翻译、编纂民法典。从我在中南开始我们就陆续出版了十二部民法典，包括薛军翻译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徐涤宇翻译的《阿根廷民法典》《智利民法典》。整个工作中最复杂的一部分就是校对，要看结合译文和原文对照，所以在校对《巴西新民法典》的时候，我找来学生朗读译文，我则校对葡萄牙语原文。
这几部外国民法典一出来，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改变了我国民法学界的视野。我国民法学界当时研究的都是“老五典”，即《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和《苏俄民法典》。我们翻译之后就增加了拉丁美洲的三部模范民法典，拓宽了学者们研究的视野。一位教授就曾经评价道，我为学术界做了一件善事，在我的主持下，出版了12部外国民商法典，使得大家做研究的资料更加丰富。这些民法典当前仍有很多学者在使用，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总的来说，我做的大型工作，只有《罗马法与现代民法》这个刊物是我在厦大之后才创办的，与中南没有关系，而其他的工作都基本是在中南开始进行的，所以即使我离开中南已经多年，但我与中南仍算是关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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