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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鲁奇其人其学
徐国栋
一、老贝这个人
从我的1994年开始的第一次罗马居留开始，我就叫贝特鲁奇老贝，他叫我老徐，这样一叫就叫了20余年！包括在信件中彼此如此称呼。他原是叫我小徐的，这体现了西方人对青春的向往，但违背了中国的尊老传统。我要求他叫我老徐，他允之。按照对等原则，他也成了老贝。老贝1957年出生，当时只有37岁，并不老。接受老贝的叫法，是他对中国文化的归顺，可能老贝的称号并不合他的意。无论如何，我们的20多年交往中，老贝和老徐从两个虚称变成了实称。我们两个都真的变老了。现在他已57岁。
我第一次发现虚称变实是在2013年10月14日，其时，我正在米兰大学访学，与我的东家法略里教授一起去接来此讲座的贝特鲁奇，他刚从地铁站出来，我对他的第一眼感觉就是比2013年5月在比萨见到他老了。午餐中，我为他和法略里照了两张照片，晚上拷进电脑中，发现第一张中的老贝老态龙钟，像个俄国老头，赶紧删掉。第二张好些，保留之。
我一直想看到贝特鲁奇年轻时的照片，例如读本科时的，老贝给我看过，但就是一眼，所以，我已记不清他头发多的模样了，现在他已是“鸡蛋脑壳”，他在我脑海中的镜像从1994年12月开始。那时他意气风发。他在罗马二大的食堂与我讲英语，解决我刚来时的困难。他带我第一次去罗马一大熟悉该校的罗马法研究所，末了还送我到公交车站——怕我找不到路。那时的他，就像我和我们的保姆。
老贝是我密切接触的第一个西方人。他带给我许许多多的第一。
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资本家的儿子。老贝的父亲是建筑师，家境殷实，在罗马新区有豪宅，由此我把老贝的家庭成分定位为“资本家”。但他毫无我想象中的资本家的儿子该有的骄横气，而是一个平和的人，唯一的一点资本家子弟气体现在他对温州人的偏见上，他到我们的住处，从不上楼见我们的温州房东。建筑师的家族传统把老贝造就为我见到的最出色的导游。随便一段罗马、比萨、米兰市中心的街道或一所房子，他都能跟你说出一套又一套来，叫你终身难忘！
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笔记本电脑使用者，现在我已用坏好几台这样的电脑了，但当时见到老贝的笔记本电脑的新鲜感至今难忘，它在当时的意大利也是个稀罕物，故发生过老贝的儿子把这个宝贝摔落地面后被胖揍一顿的故事。这种新鲜感也是当时中意两国存在的差别的明证。首先是贫富差别，当时的笔记本电脑很贵，所以，我与老贝的初期交往，是贫者与富者的交往，那时的我和我们出国，要领取国家发的置装费做几套衣服维持国家的体面呢！但我未从他处感到富者对贫者的歧视。只是在中意间的贫富差别变得不大之后，偶尔感受到他内心的些许不平衡。其次是技术水平差别。在当时的中国，不要说笔记本电脑，就是普通的台式机，也差不多是每个单位仅一台，用于财务处发工资。这台电脑处于特权地位：为它专门装修一间空调房，地上铺地毯。在我结束第一次意大利居留于1997年回到武汉时尚如此，而意大利的电脑虽说不上像现在一样的普及，也至少进入无特权状态了。在我与贝特鲁奇共用的办公室，就装备有一台专门供中国人用的台式电脑。它来自台湾，配有中文软件（记得是“南极星”）。内存很小，不到4万字，超过一个字就打不进去了，一打，电脑当的一响，字依然进不去，必须删掉一个文件才能纳入新字。
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西方国家培养的法学博士，我由此得以从他着手比较中意两国的博士培养方式及其结果。博士是意大利大学教师阶级的底层，通过老贝，我观察了意大利大学中绝对的等级制度以及阶级关系。
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使用香水的男人，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让周围的人愉悦。我由此初步领略了“西方生活方式”中最有可能在中国招来攻击的一面。国人的哲学是他人的体臭让我烦，西人的哲学是我可能有体臭，我不愿让人烦。口香糖发明于西方，或许是这种哲学的产物。
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把自己的工作空间安排得井井有条的人。公案上从无杂物，一切该扔的都扔掉，也不怎么藏书，习惯用图书馆的书。尽管想学他，我如今的办公桌上仍然是杂物满满，还是做不到“舍得”，导致我经常找不到要用的东西。直到近来，我才体悟到藏书到头都是为人忙，变得不怎么藏书了。
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在自己豪华的家里做到人走灯熄的人。我学到了他的这一绿色习惯，至今，我办所在的厦大法学院五楼男厕的灯从不是长明的，我走灯熄。我的学生助理也学我如此。至于我从不扔掉任何一张纸片的习惯，则是在老贝邀请我访问比萨大学时学到的：经常可看到一个容器，上述“拯救纸”的字样。
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使用隐形眼镜的人，尽管他现在已改戴显形眼镜。
等等，等等。
回过头来看，老贝带给我的西方人的形象是非常正面的，他的职业精神（一丝不苟，上厕所都一溜小跑）、国际主义态度（他说自己对外国人比对意大利人好，为此他至少超拔了中国人张礼洪和薛军分别去罗马二大和比萨大学留学，以及墨西哥人尤里·冈萨雷斯·罗尔丹去罗马二大留学，为他们安排生活和学习）、学术能力给我深刻印象，所以我们的友谊能维持得这么久，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贫者与富者之间的友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教授与一个属于西方七国集团成员的意大利教授之间的友谊，中国的古话可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山中有远亲呢！尽管我们之间不乏矛盾和争吵，例如就温州人的属性发生的争吵，我坚持我的房东老叶是一个真正的绅士，尽管他的职业身份是一家意大利餐馆的大厨。
白老师是我给老贝的另一个称呼，尽管他从未理所当然地接受过，而是谦恭地谢绝。这一称呼有双重意义。第一层意义是传道授业之师。在这方面，这个称呼名副其实。他首先是我的意大利语老师，最初几天的破烂英语生存后，我转入意大利语生存，与我相谈意大利语最多的就是老贝，以至于我对他形成了语言依赖：他的意大利语我都懂，换个人，例如斯奇巴尼的意大利语，我就不懂或懂得困难。这种状况继续维持。2013年5月访问比萨，在老贝的课堂为学生讲宪法一词的沿革考。提问和回答阶段，学生的提问必须通过老贝的复述，我才能明白。我的意大利语回答，也要经过他的重复，学生才能明白。这种语言上的相知是我们朝夕相处的结果。为了改善我的意大利语，他建议我用意大利语写日记，他则为我纠正我此等日记中的错误。在罗马学习期间参加国际会议的意大利语论文，都经过他的修改。甚至在我回到中国后，我用意大利语写的论文还请他修改过。老贝的意大利语辅导是我的福分，我由此能融入意大利社会，进入这个国家的学术核心，而与我同期的公派访问学者没有人管他们的意大利语，得不到提高，非常可惜。
我们朝夕相处的持续需要双方的涵养，尤其是老贝的涵养。我曾经是一个烟民，进入新千年时戒烟至今，目前对于烟味深恶痛绝，回想当年我曾在与贝特鲁奇共用的办公室墙上留下了多少苦苦的烟味，它们会让不吸烟的贝特鲁奇多么难受，我就感念贝特鲁奇对我的忍耐。他从未对我的这个嗜好表示过不满，更谈不上抗议。
其次，他也是我的拉丁语老师，为了翻译《民法大全》的需要，我们必须掌握拉丁语，当时找不到人教我这种语言，贝特鲁奇就亲自教我。在他住家附近的书店，他为我买了两本教材。一本是课文，一本是练习。练习做完，他批改之。当时一野猪为题材写成的短文的内容，我现在还记得。拉丁语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了翻译，我翻译的《民法大全选译》的两个分册、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十二表法》、西塞罗《地方论》，都经过了他一字一句的校对，当然这其间有我们的汉学家朋友纪蔚民的帮助。这么热心地帮助我以及不少的外国人，没有一点国际主义精神是做不到的。拿着这样的成果，我和一些留意同学在职称的阶梯上爬升，老贝和纪蔚民在梯下撑着我们。长期以来，这些翻译成果上甚至没有老贝和纪蔚民的名字，只是在近期，我和薛军等人才坚持一定在版权页上要有校对者的名字。
上述者只涉及老贝的奉献精神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他从事学术活动的无酬主义。他在中国搞过那么多的讲座，至少我组织的从未给过他报酬。他到中国来，也从不主动谈旅游，安排什么就是什么，尽管他在世界各地的旅游经验非常丰富，甚至有时对我夸耀性地提起他的这一方面（如果我说自己去过了伊斯坦布尔，他就要说他去过那里4次）。他就在这样的罗马法国内国际传播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我在想，在他的鸡蛋脑壳的白色发根中，中国占有多大的份额呢？我个人占有多大的份额呢？嗬嗬！
再次，他还是我的罗马史老师，他向我介绍这方面的最重要的著作并建议我购买。我买的这方面的书现在还用着。至于罗马法方面的书，他的基本原则是让我们免费得到，为此，他的导师塞劳的全套著作都带着作者的签名免费进了我的行囊，至今为我的研究活动提供助力。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卡塔兰诺编的厚厚的（因而也较贵）《从罗马到第三罗马》会议论文集，他知道后气急败坏，说此书可从卡塔兰诺免费讨得的。
白老师称呼的第二层含义是生活上的帮助者。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刚到一个工业化国家，每个人都面临这样那样的窘困。第一个窘困是找到合适的住处，根据学长们的口述，在中意法学交往的初期，老贝为多人解决过这方面的困难。我初到意大利是靠同胞解决的这一问题，但老贝为我解决了另一重大问题。在我长达两年多的第一次意大利居留期间，我有一次回国探亲。为了弥补对家人的负欠，我也想让他们到意大利看看，但当时的国人要造访意大利困难重重，要经济担保、要意大利本国人邀请，等等，为此我批评意大利的出入境管理政策，我说这个鬼国家有什么人权？不然我们留学者的配偶子女都不能入境探访？贝特鲁奇为了爱国，邀请了我的妻儿访问意大利，承担办理各种手续的烦劳。我妻儿在意期间的记名住处就是老贝的家，他们到达后当然住在了我的租住处，但警察打电话到他家查询我妻儿入住否，老贝做了肯定的回答。这实际上突破了老贝的底线：一是说了谎，二是违了法。在我与贝特鲁奇的20多年交往中，这是他最不愿做的两件事。如此，他成就了我的罗马家庭团聚计划，也让白老师的称呼具有了另外层面的含义。
第二个窘困是两国间的物价差别大，因此，让到中国者往罗马带东西的做法很流行。老贝身为中国人的朋友也逃不掉这样的委托。他为一些学长从北京往罗马带过行李，运气不好的时候为此承受超重的罚款。
在上述生命活动中，老贝从虚老到实老了，但他达到了自己职业生活的高点，活动范围变得广泛。据我观察，他的活动范围大体有三：意大利和欧洲，这是他的老家，可以撇开不谈。拉丁美洲，中国。在这两者中，尽管他从未这么说过，但我认为中国在他的心中最重，这一判断从对老贝的两个处所的观察得出。第一个处所是他在罗马新区的书房，其中陈列他看重的纪念物，全部都是关于中国的：头几次来到中国时交下的朋友的照片、与中国人合作完成的翻译作品、中国人送给他的自己的著作等。第二个处所是他在比萨大学的新办公室，其中一面墙上张挂各个外国大学授予他的讲座证明和国际会议与会证明，由于中国没有发这种证明的习惯，所以大部分的证明来自拉美国家，但来自中国的两张——其中一张是老贝参加厦门大学举办的第一届拉丁法律术语译名统一国际研讨会的全体与会者的合照——被安排在最显眼的位置。当然，老贝还把一些报道中国重大事件的报纸剪切下来，例如，他就给我看过意大利报纸关于中国颁布《物权法》的报道，标题是《所有权不再是盗窃》。而他的同胞是不怎么关心中国的，中日两国为钓鱼岛吵得死去活来，他问我事情的结局会如何？我反问意大利人怎么看？他的答复是，除了像他这样的哈中分子，有几个人知道或关心东海中的那个小岛？听到此语，我们怎能不珍惜老贝这样的朋友？！
二、老贝的学问
一转眼，老贝与中国的交往已有21年。现在是2014年，1993年他初次来华讲学，先是在北京，然后是在武汉和中国的其他地方，总共17次来华，做学术报告十多场，参加4次罗马法大会以及数次小型会议，为中国检察官和青年教师在罗马授课并为中国译者的罗马法译作写序言，由此留下了22篇文字。我作为贝特鲁奇的老友，觉得在他来华传习罗马法20周年之际应该把他的上述文字结集出版。想法一出，得到了广大留意同学的呼应，薛军先是寄来了他手里所有的贝特鲁奇文章的译文，黄风、贾婉婷、徐铁英亦如是，我自己是贝特鲁奇文章的最大译者，这样，老贝的在华作品就收集得差不离了。所缺的，史志磊、刘璐、叶海、童航4同学找来发表刊物输入之，汇成现在的28万多字，作为在华纪念桑德罗·斯奇巴尼教授70诞辰之后的又一个纪念。
这本文集有其价值。稍加留意学术史，可发现贝特鲁奇是第一个在中国谈论罗马宪法、罗马商法、罗马刑法、罗马银行法、拜占庭法的人。他对含义无比混杂的身份概念的厘清和对古今有大别的市民法术语的厘清，都是前人未做过的。由于这些原创性，他的这些作品得到了广泛的引用，有的还被收入当年的民法论文精要。
当我与贝特鲁奇共用一个办公室时，就想把他发展为中国的“学术间谍”，也就是说，中国所缺的知识，我们通过他获得，为此，我多次邀请他来华讲学，先是在武汉，后是在厦门，讲题多是我设定的，它们都是对于国人无知或少知的领域，例如对于拜占庭法的知识，贝特鲁奇每次都圆满地完成了我的或我们的委托。由此，他对中国法学界的知识增量作出了贡献，为了这些贡献，我们组织出版此文集，意图让更多的人分享贝特鲁奇的知识，了解其贡献。
本书收录文章出自多位译者，感谢他们允许我把他们的译作编入本书。在把它们编入此书时，我统一了术语的译法，并翻译了一些译者未译的以求全书体例统一，改正了一些由于认识提高发现的翻译错误，尤其是我翻译的部分中发生的错误，并对个别译文进行了校对。外加把一些文章中过去以序数压头的节改为以小标题压头，当然，此等小标题是从有关的节的内容中概括出来的。
在为编辑而重读本书的过程中，我感到十分享受。一是因为本书的主题覆盖了老贝的研究面，而他在不少方面都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例如他对罗马银行法的研究和对罗马的消费者保护法的研究，读这些成果就是站在世界前沿。二是因为尽管不少文章是我翻译的，但当时并未达到充分理解，现在阅读时能理解了，我感到时时有发现，例如，我新近遇到的对拉丁术语Praeposito（间接委任）的理解问题，在本书中就有解答。又如，在新近的研究中我知晓了钱庄主的承保被优士丁尼废除，但我不知这种交易又被优士丁尼以“顶缸”式银行担保的形式复活，而这个问题在本书中有谈论。温故而知新，信然！
2013年12月1日于胡里山炮台之侧
2014年5月3日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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