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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政制史》（第二卷）译后记
薛军
利用学期结束难得的几日空闲，几乎足不出户，终于把《罗马政制史》（第二卷）厚厚一摞的清样仔细校阅结束。翻译一本书的艰辛，即使在看书稿清样的阶段，仍然没有丝毫的减轻。远不是如想象中的那样，听着轻松欢快的背景音乐，喝着浓酽的普洱茶，一页一页快速翻过去。面对德?马尔蒂诺这威严的巨著，我始终如临大敌，如履薄冰，即使到了最后一道工序，还是感觉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恨自己不能谙熟欧洲古典语文，不能游刃有余地深入作者的理论脉络中。光是书稿清样，披星戴月地看了1个半月，我真不是个高效率的人！但无论如何，总算又完成了一项工作，其中的艰辛，何人能知？
距离此书第一卷的出版，已经快5年过去了。虽然不能说这些年全耗在这本书上，但它占用了我大量时间则毫无疑问。在这个大搞论文发表竞赛，岁末报成果，换算成“工分”，以此为标准拿奖金，过大年的时代，为了这本书，我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当然，我并非愚蠢之人，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嘿嘿，等到那些正在“涌流而出”的所谓论文，最终被证明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文字垃圾，被学界迅速遗忘之时，大家终究会意识到，我翻译的这本书才是实实在在有益于中国学界的工作！
其实也不是没有明白人。本书第一卷出版当年，刘苏里先生就将其列为年度好书之一。我在北大成立古典学研究中心的筹备会上，亲耳听到著名史学家马克垚先生提到这本书，认为是对世界古代史研究的一个根本贡献。我当时坐在他旁边，但他不认识我，因此口口声声“有个叫薛军的人”，经人提醒我就是译者之后，老先生马上对我热情勉励好一阵子。不只是历史学界，北大法学院也有不少热心肠的同事（他们的名字这里就不具体列举了，因为都是学界名人，说出来会有为自己做广告的嫌疑），对我的这项工作表达了赞赏、给予了鼓励。另外也多次遇到爱好读书的年轻学者，与我交流阅读第一卷之后的体会，并且热切地希望我能够继续翻译下去，“嘉惠学林”。
“嘉惠学林”？当我听到这样的话时，心里往往会咯噔一下，怀疑是别人的过誉之词甚至干脆就是安慰之语。这本书有这种价值吗？它能够对中国学界关于西方古典时代的知识状况有所助益吗？这是我在翻译中经常追问并且长久萦绕心中的问题。作为译者，或许应该谦逊地说，这留待读者诸君做出判断。但我也是该书读者，我也可以从读者的角度，谈谈看法。
《罗马政制史》（第二卷）当然不是一本容易阅读的书，相反，应该说这是一本非常艰深的著作。但只要你愿意走进去，就会发现里面有大量学术宝藏，展示了尤其对于中国学界来说，一个极其陌生的知识世界。本书第一卷侧重于分析罗马世界在王政和共和国初期，城邦内部政治发展演变和整合过程。本书第二卷论述的重点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对外关系，尤其是伴随着罗马在意大利和地中海区域扩张之后，如何处理与其他共同体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和建构出一种罗马式的世界体制。这是认知以希腊和罗马为源头的西方世界国际政治文化的重要线索，也是理解诸如“帝国主义”之类的欧洲公法词汇的历史基础。
共同体之间关系的原初状态是“自然敌对”状态还是“自然和平”抑或其他？欧洲古典时代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础观念是什么？他们对理想的世界秩序的想象是什么？他们如何建构不同类型的国际关系？西方的“联盟体系”与东方的“朝贡体系”有什么区别？罗马作为军事强权，如何组织和管理被征服区域？西方古典时代的“帝国主义”表现出哪些特质？古典时代的罗马公民权与全球化时代的美国绿卡有什么内在的相似性？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从本书的阅读中得到或多或少的启发。读者将体会到，在那些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西方观念背后，居然有如此深邃的历史内涵。西方之为西方，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简单。
这些“既古且洋”的论说，是与中国现实无关的知识古董吗？我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它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从近代以来，中国被动地被纳入到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虽然有学者对此表达了不同意见，但就关于世界体系，国际秩序的构想和处理模式以及用来描述国际关系的概念、范畴而言，恐怕不能否认这一点），在自己建构的世界观念中生活了几千年之后，中国人被迫学习欧洲人，与列强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在外国设立使馆、派驻使节，签订白纸黑字的国际条约，从法律意义上理解战争与和平的内涵等等。但要深入理解欧洲人引入的这套游戏规则，就必须回溯到其古典时代，尤其是几乎统治了整个西方已知世界的罗马，是如何深谋远虑地运用外交手段（欧版“合纵连横”！），建立庞大的世界体制。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如果能够了解欧洲国际政治的这种基因是如何潜在地影响和决定现代欧美强权的国际战略，这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他者，更真切地反观自身，无疑有重要意义。
阅读该书原版著作时的上述体验，是我翻译工作最大的动力。我期待着这本书能够为中国学界带来一些新鲜的，同时也扎实可靠的知识。我完成了我应该做的，接下来就期待着学界同仁严肃认真的阅读、批评、反思和讨论了。但这下一步不是我所能控制的啦。其实我也知道，风气日益浮躁的学界，尤其是法学界，哪里有心气认真读书，尤其是读这种很费脑子，没有背景知识还不太容易看懂的书？他们都正在忙着填表，申报各种项目或者成立研究基地呢！但人傻傻一时，学界终究会意识到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事情。为此我对此书的命运还是颇为乐观。也许它不待见于这个时代，但它终会获得应有的关注。写到这里，一种“藏之名山，以待后人”的情怀油然而生了。
大仲马的著名小说《基督山伯爵》把人生的智慧总结为“等待和希望”。从事学术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崇敬的伟大思想家王船山先生僻居山野，发奋写作，全部著述身前未有刊布，但他丝毫不为所动，仍然坚持不堕。这需要何等的坚韧和自信！后生如我，捧读船山先生大著《读通鉴论》，遥想思想巨子的风采，心生无限敬仰。相比之下，我辈的境况的确要好很多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种纯学术性的著作，不要出版资助，支付相当不菲的稿酬，此外还有一支认真负责的编辑团队，精心处理出版中的各个问题。我等复欲何求？只能继续努力，以不愧对先贤，不辜负来者。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桑德罗·斯奇巴尼教授（Prof. Sandro Schipani）。若不是他的督促和帮助，这本书的完成还将遥遥无期。一如既往，他帮助联系处理了版权等问题。这位敬爱的导师已经70多岁了，仍然精力充沛，能够连续开车7个小时，时速始终保持在130公里以上，从罗马到阿尔卑斯山区度假。2013年的夏天，我从Trento乘坐一列小火车去山区探望他，他开车到一个不知其名字的梦幻般的山麓小站接我。他穿着火红的汗衫，远远地对我挥着手。那时，一种无以言表的满心喜悦在我胸中涌动。与他相识，并且成为他的学生，对我而言是一场跨越万水千山的奇遇。
即使不说我也知道，他已经在考虑第三卷的事情了，因为他说2014年是奥古斯都逝世2000年（OMG！真的是弹指一挥间啊！）。对此我真的只能说，计划当然是有的，但慢慢来吧。德·马尔蒂诺的这本巨著有5卷，以我目前的效率，等导师过80、90、100岁生日时逐次出版，作为献礼，不是很好吗？学问急不得，德·马尔蒂诺就在那里，罗马就在那里，不远也不近。只要继续走，十年不算久。我看行！
2014年1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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