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的故事（三）
2-8伯里克利时代(第一部分)并非一定是民主主义者才能使民主体制发挥机能。
伯里克利(Perocles)出身于雅典的名门贵族，他的性格也是真正的贵族式的，有良好的
文化、音乐和哲学教养。他的思想也十分开放。
在保守派的领袖西蒙被驱逐出境的公元前461年，年方三十中旬的伯里克利登上了政治
舞台。对于西蒙的被驱逐，伯里克利大概也在暗中起了不少作用，所以他才得以成为西蒙的
后任。
被自己所属阶级的对立阶级推上台的伯里克利，在获得权力之后也没有改变自己权力的
立足点。
前面讲过，城邦国家雅典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由“十人内阁”(或称十将军)构成的。这十
人由市民集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可连选连任。在雅典掌握实权意味著要连续多年被市民
集会推选为这个“十人内阁”成员，而且还得是首席成员。
伯里克利成功地做到了，连续三十二年!在民主选举，有时还要由抽签决定的雅典，伯
里克利的成功被不少人认为是个迷。为什么他，只有他做到了?
伯里克利进一步完善了克里斯梯尼改革。他决定除了特别需要才能和经验的军事、财政
的官员之外，所有政府官员在市民集会选举之后由抽签的方式决定官职。这些官员在执行公
务期间，按天数发给工资。
抽签与工资相结合的这一国家体制是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影响力的完全的直
接民主制。
在此之前的雅典从理论上给与了全体市民以平等的参政权力。但实际上所有公职都是没
有工资的。这对于每天都要为三餐奔走的人来讲，就算当选，也无法从事公职的日常工作。
伯里克利的决定解决了这一难题。
就这样，无论是在比雷埃夫斯港的造船场工作的员工，在偏远的乡下耕种狭小土地的农
民，还是在雅典海军的战船上的划桨手，都名付其实地有了参政权。正因为有这些无产者的
参加，雅典的民主体制才被提高到了一个顶峰。
伯里克利还从国库出钱，使雅典市民可以免费进入当时的主要娱乐场所的剧场。
更来劲的是，伯里克利还开始了规模庞大的复兴工程，著手修复在波斯战争中被破坏的
神殿、剧场，并计划修得比以前更加富丽堂璜。对此很快就有人开始非难伯里克利滥用国民
血税钱。好一个伯里克利，一点也不回避问题，他这样回答：“那好，从明天起所有的工程
费用由我个人的财产来支付。不过，在神殿的正面要刻上我伯里克利的雕像，这大家不会有
意见吧。”反对的人立刻就张口结舌了。这些建筑如此的辉煌壮丽，令外国游人禁不住赞叹
不已，雅典市民的自豪感也在不断的赞美声中高涨。
伯里克利从登上政治舞台开始连续三十余年，几乎年年被选为十人内阁成员，而且绝大
部分被选为首席成员。
雅典人与中国人有一通病：那就是对于别人的成功，极易嫉火焚心，就是说特爱得红眼
病。对雅典人来说，比中国人幸运是他们有一个陶片放逐法可以用来对付政敌。而伯里克利
却从未试图废止这个对当权者利敝两可的制度，也从未利用过这个法宝。
碌碌无为的领袖很容易被大众蔑视却不易丢掉乌纱帽。但伯里克利决不是一个碌碌无为
的领袖，他创造了被后人称为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黄金时代。在希腊史上他是唯一能在希腊
的民主制下连续掌权三十多年的人。或许正因为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而能得以巧
妙的使民主体制正常运转。
他毫不介意有人指责他的政策是拉拢人心，有些史学家甚至说他用钱买选票，以他的家
族的经济实力来讲这也不会是什么难事。但是他的的确确十分地热衷权力，就像优秀的演奏
家热爱名贵的乐器一样认为强大的权力对自己是不可缺少的。
那么，拥有了在雅典只有他一个人才有的”名贵的乐器”之后，伯里克利演奏了怎样
的”乐曲”呢?在雅典不会有人怀疑伯里克利是民众派的领袖。虽然如此他不仅没有排除，
而且完全继承了阿里斯德岱斯、西蒙的稳健保守派的路线，积极使用海军力量以维持制海
权，以此确保并扩张雅典的市场，使雅典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惜努力
地维持与斯巴达和波斯的友好关系。但同时，他也吸收了特米斯托克利斯极力主张而没有实
现的战略。他将斯巴达看成是与波斯同样程度的宿敌，认真考虑对策。一边尽可能的避免冲
突的表面化，一边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消弱斯巴达的实力，在这点上他与特米斯托克利斯同
样不择手段。
与特米斯托克利斯不同的是，伯里克利既是非凡的战略家也是有非凡教养的人。他的野
心自然地淋漓尽致地发挥在使雅典成为希腊城邦国家之首的壮举上。
对于有才能的优秀的人材，无论专长什么领域，虽然没有给与市民权，伯里克利动用自
己可以支配的部门给与很高的报酬。于是，哲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都纷纷奔向雅典，对
他们来讲在雅典被认可意味著是登了龙门。起源于依阿尼亚一带的哲学便是在这时将其活动
中心移到了雅典。也是在这个时代，雅典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当然指海军)上，更重要
的是在文化上成为希腊城邦国家的代表的。现代人们满怀憧景、敬佩说起的“希腊文明”实
际上是以伯里克利带给雅典的这三十年的和平为顶峰的，不到二百年间的产物。
依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记载，伯里克利曾这样说过：
“我们雅典人拥有一个优越的体制，她使我们不必去羡慕别国的体制。这不是一个模仿
他国而制定的体制，而是一个异国都想效仿的体制；这不是一个由少数人统治的体制，而是
一个由大多数市民共同参与的体制。这个体制就叫做民主制。
“在这个体制下，全民拥有平等的权力。为我们的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所得到的荣誉
只与贡献大小有关，而与其出身、地位无涉。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他所应得的荣誉不会因
为他的贫穷而被剥夺。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公私，都享有完全彻底的自由，甚至包括猜疑、嫉妒的自
由。……同时我们丝毫也没有忘记，作为消除每天疲劳的手段，让大家享受各种娱乐、接受
更高的教养、每年定期招开运动会和组织各种庆典以及确保居住环境舒适的重要性……。
“关于教育，我们的竟争对手(指斯巴达)对他们的子弟从小就实行严格的教育，希望以
此使他们具有勇敢坚强的气质。我们对自己子弟的教育不向他们那样严酷，但面对危险，我
们的子弟所显示的勇气决不小于任何人。
“面对考验，我们不象对手那样通过非人的严酷训练而希望达到预期的结果，而是依靠
我们每个人建立在自己的能力基础之上的决断力。我们所发挥的勇气不是用法律、习惯逼出
来的，而是从我们每个雅典市民在维持正常的日常生活基础之上的各自的行动原则中产生
的。
“我们热爱美好的事物，却有节度；我们尊重知识，却不沉溺其中；我们追求财富，但
那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能力，而不是愚蠢地用来向他人炫耀。在雅典贫穷并不可耻，可耻的是
不努力去摆脱贫穷。
“我们尊重私人利益，为的是提高个人对公益的关心。因为我们相信以追求私利而发挥
的能力可以应用到公共事业上来。
“在这个雅典，不关心政治的市民不被认为是喜爱平静、与世无争的人，而是一个做为
市民不合格的、没有意义的人。
“总而言之，我们这个城邦国家雅典，在所有方面都是希腊的师范。
……
他的讲话格调高雅，而又无可非议。简直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的经典。按说人类已经过了
二千五百年进步，可是现在我们有多少领袖人物可以做出这样精彩的演说呢。
象王婆卖瓜吗?伯里克利所讲的每句话都是事实，而不是空洞的“就是好，就是好!”。
古代的雅典的确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典范。
从罗马来到希腊的三人考察团，在希腊住了一年，所闻所见的正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
典。
我们讲的伯里克利时代是指公元前460年到430年的三十年，而后进国罗马的视察团是
在公元前453年到452年的一年间访问希腊的。
在伯里克利的晚年时，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那是公元前431
年，罗马来访之后20多年的事。当时的罗马人没有见到。
也就是说，罗马考察团所见到的雅典是在伯里克利的全盛期、伯里克利的政策毫无障碍
通行无阻时的雅典；而伯里克利则像无暇的大理石神像一样完美，像驱使自己的手足一样驱
使著雅典市民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
面对这样的景观，大体上的人都会倾倒在雅典民主政的旗下，成为雅典民主政的信徒，
将雅典民主政介绍给自己的国家。哪里还用等伯里克利的讲演，因为雅典民主政的实施结果
使雅典成为连波斯都不得不另眼相看的强国。
但是罗马人竟然没有模仿雅典老大哥!而且也没有模仿连雅典都要时刻提防的强国斯巴
达!
要是说访问了一个进入衰退期的国家，那谁都会以那里所展示出的种种缺陷为反面教
材。但是，视察一个处在全盛期的国家而不去模仿，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
不过关于到底这三人在希腊看到了什么，回国后是如何汇报的，完全没有详细记录。或
许在后来的战火中，相关的史料都散失了吧。只以日罗马的发展进程来看，那三人考察团的
人选可以说是最佳选择了吧，有先见之明，有历史洞察力。
自由和秩序的矛盾是人类所面临的永久课题。没有自由便没有发展，没有秩序发展就不
能长久。而这两者竟然是相护矛盾的。因此如何将这两个理念在现实中和谐两立，是政治中
最重要的命题。对于这命题，雅典和斯巴达以不同的方式作出自了己的回答。我想至少在这
一点上，对这两个国家的考察，不仅对罗马人有益，对当今的我们许多人都会有益。
那么，这三个罗马人会如何看待雅典和斯巴达的呢?
军事国家斯巴达对于实行税制等于军制的罗马来讲，无疑多少都会产生一点亲近感。而
且斯巴达人所重视的朴实刚健的作风，对于此后二百间一直以此为行动准则的罗马人说来也
极易产生共鸣。
但是，斯巴达的社会过于封闭，不仅对别国关系长年不变，连国内的阶层也完全固定，
这对于建国伊始便普遍与外族发生融合的罗马来说完全一种异样的国度。
另外，斯巴达以培养职业士兵为至上目的，而罗马则认为士兵来自一般市民已经足够
了；虽然在罗马也以服从为美德，但并不像斯巴达那样此为所有日常生活的准则；在斯巴达
追求私有财产会受到蔑视，而罗马的第一部法律是为保护私有财产而制定的。
罗马人认为不用像斯巴达那样的压制自由也能维持秩序，不用像斯巴达那样将全部力量
用来培训士兵也可足以保卫国土。
那么雅典呢?虽说是有伯里克利的巧妙的诱导，在罗马人眼里雅典的自由与秩序大概是
非常和谐地两立了吧。
当时的罗马不仅是共和制，而且与雅典相同，处于平民阶层势力不断增强的状态。这
不，在平民势力的压力下，罗马不得不派出考察团准备制定明文法。也就是说，公元前五世
纪中页的罗马与雅典的克里斯梯尼时代的情况相似。这时的罗马就算采用了雅典民主制也不
会令人吃惊。人类的历史很有意思，从来都不会只有非此既彼的两条路。罗马就使许多“进
步”的历史家不无遗憾地说：罗马失去了一个实现民主制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雅典住了一年的三人一定有许多机会去接触和观察伯里克利的言行。而且越是接触的
多，越会痛感伯里克利非凡的能力卓越的才华是极为不可多得的，所谓雅典五百年，罗马一
千年才会出一个的稀有才。也就是说，公元前五世纪时雅典的自由与秩序完美的和协共存无
疑是要归功于伯里克利的能力的。著名古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的评价雅典的制度：“外
观的民主，实质的独裁”。
也许不仅希罗多德看到了这个实质，那三个罗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这时的罗马刚刚
抛弃独裁推翻王制实现共和不到半世纪，他们依旧对独裁有种神经质的抵抗感，尽管雅典的
独裁者是那样地才华横溢那样地民主。独裁的缺点正在于其不可避免地极度地依赖执政者的
个人才智，而且十分遗憾的是古今中外不知为何优秀的人材极少连续出现，但昏君一出便是
接连不断。独裁制的最大缺点在于这个制度不存在监测机能，无法避免出现失、恶政。对此
我们中国人一定深有感触。所以那些认为中国现在只要一心抓经济民主早晚会到来、凡指责
中国现在独裁政策便是破坏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想法正是没有看到独裁制的长远危害。
2-9认识了希腊之后三人考察团访问了希腊之后，罗马并不是简单地吸取了雅典和斯巴
达的长处制定了更完善的体制。这时的罗马直到公元前367年的80年间都处于贵族和平民
的抗争状态之下，暂时无从奢谈政体的改革。
公元前509年，罗马人打倒了王制，他们充满了成为自由人的自豪，成立了共和制。此
后的一段时间里，罗马人忙于与试图恢复王制的塔克文和他的后援伊托鲁里人的战争，还有
那些想趁机吃掉罗马的近邻也与罗马不时发生冲突。这期间的罗马无疑是举国一致团结抗战
的。然而这并不是说罗马的内部就不存在矛盾了。
不久，罗马最后的国王和他的儿子们或客死他乡或战死沙场，竟然绝了后。而近邻各族
也在罗马的顽强抵抗下渐渐服首，新生罗马终于挺过了危机。
这时罗马终于显示出了过渡到共和制后所产生的矛盾，这个矛盾便是跨越整个世纪的贵
族与平民的矛盾，这是一种阶级斗争。为什么在王制时不存在的矛盾，到了被普遍认为是比
王制更进步的共和制时代反而产生了阶级斗争了呢？这大概是源于罗马权力构造的变化。让
我们来看一下从王制到共和制罗马的权力构造的变化。
王制时的罗马的王由市民集会选举产生，经元老院认可方可继位，任期为终身制。在位
时间一长，王权总是渐渐强大而独立于元老院的势力围之外。而元老院对王只有谏言和劝告
的作用。相反，每个罗市民都可以参加的市民集会则有权承认或否决王的政治军事提案，与
王有著紧密的联系。
这是一个稳定的三极构造，王、元老院、市民集会各自独立相互制约。这种三极构造在
当今许多政局稳定的国家依旧可见，无论是多党议会还是君主立宪制或是大总统上下议院
制。
罗马进入了共和制后，王的位置由执政官代替，虽然可以连选连任，但每届任期只有短
暂的一年。为了防止独裁，每年要选两个执政官共同执政。在短短一年里，执政官要做以前
王要做的几乎所有的工作，这无疑要求执政官人选要具有相当的能力、经验和成熟度，不难
想像能够每年都提供这样的人才的只能是元老院内的几个名门贵族了。
结果是明摆著的，执政官与元老院的差别一年小于一年，那三极中的两极渐渐交叉重
叠，甚至异体同心了。市民集会虽然权力依旧，但让市民们感到自己不再是国家的主人之一
而是被统治者，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另外，共和制最初的十几年的举国一致团结对外的经验也使市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力
量，那就是，没有这些平民的参加，罗马不可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连年的战争使平民们不得不长期远离自己的土地和工房，其经济状态年年恶化。而拥有
大片农牧地的贵族则不会因此使自己的生活水平立即降低。于是平民与贵族的抗争便以经济
为导火线暴发了。
公元前495年的一天，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受到了在罗马大广场上的市民们的注意。只
见他披头散发几乎遮住了半个面孔，那疲倦的神态既不像奴隶也不像乞丐。在大家的寻问
下，老人紧闭的双唇说出了惊天动地的话来。
“俺原是个军人，为了保卫罗马身经百战。甚至当过百人队队长。”
“哦，原来是国家功臣。那你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
老人悲切地说出自己的土地房屋如何变为战场化为焦土，幸存的家畜如何被盗，为了重
建家园如何借下高利贷，因年景不好无法还债，不但房产土地被收押，连自己都被迫依法丧
失人身自由沦为债主的农奴。
说罢，老人便脱下自己的衣服，于是大家不但在他的身上看见了身经百战的刀箭伤疤，
还可见债主新留下的累累鞭痕。
群情为之激奋，一些人跑去市内招集市民，霎时间万家空巷，市民们一同拥向坐落在广
场一角的元老院。两个执政官拼命地试图说服大家安静下来，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们的
话，那场景也许和六四前的北京城一样，无人能控制局势。
元老院为了商讨对策要招集紧急会议，但元老院议员们大多摄于群情，不敢离家赴会，
致使人数不够法定的下限而无法开会。
俗话有讲祸不单行，偏偏这时邻近的拉丁人的一族(Volscian族)纠集军队向罗马发起
了进攻。敌军渐渐迫近处于革命前夕的罗马市，情况极其危急。
元老院这时深感内外交困，力不从心，于是请求两个执政官中比较同情民众的塞尔维
(Servilius)来收拾大局。塞尔维无暇多想便来到民众之前，要大家面对外敌齐心卫国，同
时塞尔维也向大家保证：
“无论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阻止市民应执政官之招参加军务；不得以任何方式没收或拍
卖从军市民的私有财产”
市民们接受了塞尔维的提案并相信他在战后能使之法律化。当下众人踊跃应招参军，应
招人数比以往还多。罗马军连战连胜，接下去又连续平了另外两族的入侵。
凯旋回城的市民当然等待著塞尔维提案的法律化。可是另一位执政官阿匹乌斯(Appius)
嫉恨塞尔维在提案前没有和自己商议而行使否决权。从法律上讲，罗马的两个执政官如果意
见不一致，任何提案都不能生效。而元老院也似乎忘记大敌当前时内外交困的恐惧，竟然同
意了阿匹乌斯的否决。
忿怒的市民拥向塞尔维的家门，要求他信守诺言。但处于元老院贵族和罗马平民的双重
压力下的塞尔维备感心力憔悴，而且看著渐渐增强的市的暴力倾向，塞尔维也无法全心力地
支持他们。
实际上，后来市民们认为塞尔维毫无信义，他们像痛恨阿匹乌斯同样地痛恨塞尔维，甚
至在决定由谁来主持祭祀仪式的选举时，竟然不以常规选出两个执政官的一人，而是选了与
祭祀毫无关系的一个老百人队长。这当然不是说那个老队长深孚众望，只是明显地表示对这
两个执政官的不信任。不仅如此，市民的情绪也日趋激化，他们甚至公然涌入法庭，用噪声
干扰对负债平民的判决。
在这种状态下，当萨比奈人向罗马发动进攻的消息传来，执政官招集军队的时候，没有
一个市民应招参军。他们全都上了Esquiline山和Aventine山，这是罗马史上的第一次罢
工。当然罗马人没有人说这些人是汉奸或者说是罗奸，他们没有在大敌当前团结抗战的幌子
下低头，大概他们也不会相信只要打败敌人天下太平了，自己的日子会自然的好起来，只要
生活好起来那自己的权力自然就会有的。他们不信自然就有而相信要自己去争取。
后任的两位执政官往返于元老院和两山之间试图调解纷争，但毫无结果。
这次元老院又在内外交困下变的认真起来了。面对平民以罢工的形式发出的最后通牒，
贵族们也分化为两派--强硬派和妥协派。两派为解决这一难题争执不下。但经验丰富的元老
院在强硬派还占上风时就下了决心，决定拥立独裁官(Dictator)。
拥立独裁官也就是说宣布进入非常状态。独裁官的任期虽然只有短短6个月，但是在任
期内可一人全权处理一切事务，就是执政官也不能对独裁官的决定提出异议。这是罗马共和
制所特有的制度，目的在于出现危机时将平时分散给两个执政官的权力集中于一人，以便高
效率地渡过危机状态。公元前501年，当萨比奈人大举向罗马进攻，罗马曾有过任命独裁官
的先例。
但这次的独裁官所面临的课题与公元前501年不同，不是对外做战，而是收拾国内的混
乱局面。
元老院没有从对平民阶级决不妥协的强硬派中任命独裁官，而是选中了外号叫“平民
派”的曼里乌斯(ManliusValerius)。
2-10圣山平民派曼里乌斯的独裁官的当选，使平民的情绪平静了下来。对于独裁官的
军队招集令平民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们走下山来，立刻就组成了十个军团。
对外开放的罗马人一但团结作战，想取得胜利也是易如反掌。虽说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
会产生严重的分歧，但取得一致后却决不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或是消极殆工。当然这次得
战争也毫不例外的取得了胜利。曼里乌斯如期辞去独裁官，并向市民集会提出了今後不得以
无力还债为由剥夺罗马市民的人身自由的议案。
可是，曼里乌斯的提案却被市民集会否决了。前面讲过，在罗马财产多的多尽义务，多
尽义务的多享受权力，贵族阶层在市民集会中享有绝对多数的票数，在这种制度下贵族可以
轻易地左右投票结果。
从法律上讲，平民们知道他们不得不遵守投票结果，但是因自己的正当的权利被否决所
激起的愤怒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猛烈。他们全体撤离罗马城，上了远离罗马城的圣山。
这是公元前495年的事。平民们甚至说如果达不到目的便在圣山一带另立新城。
罗马内部纷争的消息传遍了周围各族，甚至传到了伊托鲁里亚人的耳朵里。这些人什么
时候都有可能趁罗马内乱来捞取鱼翁之利。没有平民罗马就不可能有足够的兵源，处于夹缝
中的罗马贵族阶层终于向平民低下了头。公元前494年，圣山一带充满了欢呼声。罗马终于
决定为平民阶层设立专门的官职，以维护平民阶层的权力和利益。这官职的名称是保民官
（Thetribuneoftheplebs），并且只有平民出身的人才可以担任此职。保民官由选举产生，
但不在被贵族控制的市民集会上选，而是在完全由平民组成的平民会上选。保民官名额是两
人。
保民官有权否决执政官所做的决定，只要说声“我反对”，执政官的议案便被否决。而
且保民官就像当今许多民主国家的国会议员一样拥有人身自由不可侵之权力。他们大概不会
像刘少奇那样轻易地就被人揪斗关压软禁。
这个制度的创立从表面上看来，是平民阶层的完全胜利的结果。但实际上是贵族元老院
的一个巧妙的对策。
首先，以后执政官元老院与平民有什么冲突时只要与两个保民官交涉就行，而没必要说
服广场上的所有人，两者间的难易程度是不言自明的。与无代表的群体交涉的难处，只要看
一下6.4天安门事件，便不难理解。
其次，不错，保民官是有否认权，但有在战争时期不能使用的先决条件。这时的罗马每
年都有战事，像徵战争的战神亚奴斯神殿的门一直敞开着。也就是说，保民官的最大权力的
否决权实际上没有什么行使机会。
不过保民官的设立仍给罗马带来了暂时的平静和团结。元老院利用这个时期着手修复推
翻王制后恶化了的与邻近各族的关系，重建了［拉丁同盟］。当然也不是说罗马就不用打仗
了，就算与邻近各族搞好了关系，但与邻近各族的外围各族的战争还是很多的。不过大体上
都是罗马军武功最强，既便不是大获全胜，也多是压倒优势。可是打了胜仗也会有打了胜仗
的问题。
罗马每次战胜，并不是将对方的领土完全占领。虽说罗马对战败国没有一个划一的处理
方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收败者的一部份土地，其中一半分配给同盟国，剩下的一半作
为罗马的公有地。这个公有地被用来租给罗马市民使用。在公有地的租借分配问题上，贵族
与平民又展开了新的一轮抗争。
罗马的公有地除了公共牧场外更多的是罗马所征服的荒芜地。罗马鼓励市民对这些荒地
进行开垦，并有＜农地法＞规定垦荒者在持续耕种所开垦的土地期间，有权占有所开垦的土
地，这就是无主物优先占有权。
表面上这个法规是很合理的，但实际上拥有众多奴隶和被保护自由平民（克利恩，
client）的贵族阶层比一般的平民更容易多开垦多占有，于是两极分化也渐渐加大，对此平
民们开始表示不满。而贵族以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为依据，也决不想吐出已经吃到嘴里的肥
肉。
在＜农地法＞上平民与贵族的对立就像罗马体内的癌不断地侵蚀着罗马。而这一难症要
等到五百年（！）后凯萨的时代方被根本解决。
极值得人深思的是，不能极早解决这一难题的原因竟然是罗马人的不记旧仇（向前看）
和遇事团结对外的美德。看来美德有时还真碍事。
每当听说敌军迫近边境，或是友军战况危急时，罗马人总是丢下自己的不满，拿起武器
加入军旅，当然总能打胜仗。与现代中国或当时希腊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相反，整个是内战
外行外战内行。
更加急人的是，罗马的贵族简直是贵族的典范。要是他们只是享受在先吃苦在后，就像
现在的高干一听说要和越南开战，赶紧就要自己的子女转业那样的话，罗马的平民也不会那
么卖命。
随便说两个例子，有一贵族（TitusquinctiusCincinnatus）天天在自己的庄园里自得
其乐。一次大敌压境，元老院便找到他说，大敌来犯，您老就当一次独裁官去退敌如何。这
位也不含乎，绝没中国古代腐儒所推崇的假谦虚，来句老朽无才无德或像许由那样隐居去了
什么的，当下二话没说，丢下锄头披上盔甲，带着招来的军队杀往前线了。战果也没得说，<